为什么重建宪政秩序不能仅靠台湾现有政府?

转型时期,有一种看似省事的方案:让中华民国(台湾)现有政府直接接管大陆,把中华民国(台湾)的制度平移到大陆。这一方案听起来高效,却忽视了三个根本问题:授权、规模与正当性。中华民国(台湾)现有政府是一个好样板,却不是一个现成的全国政府。

先把话说清楚:这不是对中华民国(台湾)现有政府的否定。中华民国(台湾)几十年的民主建设,是整个华人世界最宝贵的宪政资产。问题不在中华民国(台湾)做得好不好,而在“谁有权为大陆人民做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由中华民国(台湾)单方面给出。

一、授权问题:谁选了它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的民选授权来自台湾选民:总统、立法委员、地方首长的选票,都由台湾选民投出。大陆人民从未参与这些选举,也从未授权中华民国(台湾)政府治理大陆。一个政府若要治理一个它从未获得授权的人口,它的命令在正当性上先天不足。民主的逻辑是:被治理者必须有机会选择治理者;跳过这一步的“接管”,无论效率多高,都不是民主。授权问题还有一个时间维度:即使台湾选民愿意授权,也只能授权台湾自己的政府,不能替大陆人民授权。授权不能转让,也不能推定。任何声称“台湾人民同意接管大陆”的说法,都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人民群体:台湾选民可以决定台湾的事,大陆的事只能由大陆人民决定。

二、规模问题:治理能力不是等比放大的

中华民国(台湾)现有政府的行政体系、司法体系、财政体系,是为二千三百万人设计的(规模差距的数字论证见本系列 Q15,本问引用其结论)。大陆的人口、地域、民族、经济结构复杂程度,都要求治理体系在规模上重新设计。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的公务员、法官、警察队伍,本身就是转型需要保护和借鉴的对象;让他们直接承担大陆治理,既超出其能力,也会掏空中华民国(台湾)自身的治理。规模问题还包括法律体系的差异:中华民国(台湾)的法律体系经过数十年的民主化改造,已经与大陆现行法律体系大不相同。直接平移法律条文,会与大陆的社会现实、财产关系、户籍制度产生大量冲突;法律移植需要逐条审查、逐项调适,而不是整体搬运。

三、正当性问题:大陆人民的主体性

大陆政治转型的合法主体,只能是大陆人民自己: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制宪程序、选举程序与地方自治实践,建立属于自己的宪政秩序。外部力量——包括中华民国(台湾)政府、海外华人、国际社会——可以支援、可以见证、可以提供经验,但不能代替大陆人民做决定。任何绕过大陆人民授权的安排,都会在转型后留下“谁让我们接受这套制度”的疑问,成为新制度最脆弱的裂缝。主体性还意味着犯错的权利:大陆人民自己建立的制度,即使起初不完善,也因为是自己的选择而有自我修正的动力;外部强加的制度,即使设计更精良,也会因为缺乏认同而难以扎根。民主制度的生命力,来自人民把它当成“我们的制度”,而不是“他们的制度”。

四、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的恰当角色:样板、桥梁、后盾

中华民国(台湾)现有政府最有价值的角色有三:第一,做制度的样板——让大陆人民看到,华人社会同样可以实行民主宪政;第二,做人才与技术的桥梁——培训、交流、观察、顾问;第三,做转型的后盾——在国际上为大陆民主力量发声,在过渡时期提供有限的协调与人道支援。后盾角色还包括危机时期的庇护与人道通道:在转型动荡期,中华民国(台湾)可以为受迫害者、流亡者与公民组织提供暂时的安全空间与发声平台——这是人道责任,不是治理权力。把庇护混同为接管,是对受助者的误读,也是对中华民国(台湾)角色的夸大。但样板、桥梁与后盾,都不是“接管”。区分“支援”与“接管”,是重建宪政秩序的第一课。

五、过渡机构的组成:大陆人民自己的代表如何产生

如果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不能接管,那么过渡机构应当由谁组成?答案只能是:由大陆人民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产生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地方自治组织推选的代表、专业团体与公民组织的代表、受迫害群体的代表、以及在转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协商会议代表。关键不在于代表产生的形式是否统一,而在于代表产生的过程是否公开、是否可问责、是否容纳不同地区与阶层的声音。任何由单一力量——无论是旧体制残余、新兴政治派别,还是外部力量——单独指定的过渡机构,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认同的缺口,会在转型后的第一次重大分歧中暴露出来。

代表组成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对待旧体制中的人员:过渡机构需要熟悉行政运作的人,但不能被旧体制的骨干垄断;需要受害者的声音,但不能只由受害者组成——因为过渡机构还要治理全体人民,包括那些在旧体制下没有受害、也没有作恶的普通人。组成原则因此应当是:代表性优先于纯洁性,程序正当优先于立场正确。一个组成多元、程序公开的过渡机构,即使效率稍低,也比一个组成单一、效率很高的机构更有正当性——因为转型初期最稀缺的资源不是效率,而是信任。

六、两岸关系的再定位:从接管想象到对等协商

放弃接管想象之后,两岸关系需要重新定位:中华民国(台湾)与大陆未来政治体之间的关系,应当由双方人民通过民主程序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一方单方面宣布。未来的关系可以有多种形态——从维持现状的特殊关系,到某种形式的邦联或共同体安排,再到各自独立发展——但无论哪种形态,它的正当性都来自双方人民的授权,而不是历史文件或武力现实。对等协商的前提,是双方都承认对方人民的主体性:中华民国(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大陆人民有权决定大陆的前途;任何一方都不能替另一方做决定。

对等协商还需要制度化的渠道:常设的协商机制、公开的谈判议程、双方立法机关的参与、以及协议须经双方人民批准的程序。没有渠道的“善意”,会在第一次危机中耗尽;没有批准程序的协议,会在签署后遭到质疑。两岸关系的再定位,因此不是转型完成之后的附带议题,而是转型程序本身的一部分:大陆人民在建立自己制度的同时,也在定义自己与中华民国(台湾)的关系;而中华民国(台湾)方面,则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对等的协商者——不是接管者,不是旁观者,而是未来关系中平等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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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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