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的历史档案里，藏着一份1930年7月10日发自北平的报告。报告摘要了一桩看似不起眼的事：一个月前，胡适在北平的一所大学发表讲话，谈中国的问题。报告这样转述他的话——
“The real enem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is not Imperialism nor the so-called feudal influence. Our country is tormented by five curses, namely, poverty, disease, ignorance, corruption in high places, and continued civil war.”
真正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缠绕着中国的五种痼疾：贫穷、疾病、愚昧、高层的腐败，和连绵不断的内战。
在反帝情绪最高涨的年代，公开说”真正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是要得罪人的。胡适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也很不讨喜：把一切失败都归因于外部，就等于免除了所有人的责任——当权者不必回答治理的问题，普通人也不必追问。这句话的锋芒不在于反不反帝，而在于它拒绝让”外因”成为一块遮羞布。
近一百年过去，这段话仍然值得读，不是因为胡适永远正确。他对中国的不少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天真甚至错误的。值得读的是他指出的那个机制：一个社会一旦习惯把所有失败都解释成别人造成的，就会慢慢失去一种最要紧的能力——检查自己。
这种能力是具体的，不是口号。一个国家可以有非常响亮的民族叙事，不断讲述自己受到怎样的包围、压力和不公，要求人民为了”大局”忍耐。但普通人的生活不会因为口号而改变：工资有没有被拖欠，企业财产能不能得到保护，法院能不能独立判案，律师能不能真正替当事人辩护，记者能不能调查政府，学者能不能公开质疑政策——这些问题最后都要一个一个回答，绕不过去。
这种自我检查的习惯，在他晚年有过一次代价高昂的实践。
1949年之后，胡适任《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实际由雷震主持。刊物起初有明确的反共立场，但很快把批评的矛头转向了自己身处的体制：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地方自治、选举、公权力约束、组建反对党，一样样摆上台面。台湾的研究者一般认为，这份刊物最难得的一步不是反共，而是把同一套标准用在了自己这一边——如果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那么国民党的长期执政要不要批评？如果要求大陆有言论自由，台湾的报纸能不能批评最高领导人？如果主张民主，是否允许出现一个真正能竞争权力的反对党？这几个问题，《自由中国》一个都没有绕过去。
1960年，组党运动走到高点，雷震在9月被捕，刊物停刊。台湾学术界通常把这一段视为战后台湾自由主义与民主运动的重要一页。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一个被推到危险处的原则：自由如果只适用于反对者，就不是真自由。
胡适那一代人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自由主义”几个字，而是一种习惯：不因为批评自己不方便，就停止批评自己。
“自由中国”这四个字后来被好几拨人用过，写到这里，必须把账算清楚，因为含糊其辞正是这类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1950年代初，另有一个由蔡文治领导、也叫 Free China Movement 的组织，活动在冷战”第三势力”的构想之下，牵涉情报训练和准军事尝试。它和胡适、雷震的《自由中国》不是一回事：人员不同，组织不同，做法完全不同。把一本政论杂志和一个冷战秘密组织写成”一脉相承”，是对历史不诚实。
1998年，华盛顿又出现了一个 Free China Movement。这拨人的做法又是另一回事：记者会、公开信、政治犯名单、使馆前的抗议。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他们是把政治犯名字送进议程的人之一；2000年四川工人抗议的消息，也是经他们的手传到《华盛顿邮报》的。和1950年代那拨人相比，手段是和平的、公开的；和《自由中国》那拨文人相比，做的则是具体的个案和倡议，而不是政论。
这些事情今天看起来似乎零散：一封公开信，一场记者会，一名政治犯，一个工厂工人的抗议，一次使馆前集会。
三段历史之间，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这一点必须明说，不能为了故事好看就含糊过去。
但没有继承关系，不等于没有关系。它们恰好是同一道题目的三种不同答案——面对一个不允许公开谈论自身问题的权力，有人选择拿枪（冷战那拨），有人选择办杂志、组建反对党（雷震那拨），有人选择在华盛顿开记者会、为政治犯一个个点名（1998年这拨）。”自由中国”这个名字，于是在不同年代变成了不同的赌注，赌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公开谈中国的问题。
写到这里，得说几句不好听的话，免得这篇文章变成廉价的颂歌。1950年代那条路，是冷战秘密政治的一部分——CIA 出钱、出顾问、出武器，训练出的部队向东北和华南的渗透任务全部失败，人员或死或囚（以上据 Jeans《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1998年华盛顿这条路，宣言写得宏大，实际影响力则要放在三十年的公开记录里逐项检验，而不是由宣言自己证明。把任何一段历史浪漫化，都是对今天的不负责。一个怀疑论者读到这里，应该还能读下去——这篇文章的诚实，正在于它不替任何一段历史辩护。
那么，胡适1930年的那段话，和1998年的 FCM，为什么还可以放在一篇文章里谈？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没有做完的题目：一个社会究竟有没有能力承认自己的问题。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这句话被印过太多次，印到几乎失去了意思。把它从墙上摘下来，放到今天，它的意思应该是具体的：工资被拖欠，就去查法律为什么执行不了；地方财政困难，就去谈财政制度，而不是先想没收谁的财产；经济出问题，就公开真实数据，让不同的意见竞争；官员腐败，就建立独立的调查和司法追责；政策失败，就允许媒体、学者和普通人指出来它错在哪里。
一个自由社会最大的优点，从来不是它不犯错。恰恰相反，它的优点是错误不必等到变成灾难，才被允许承认。
从这个角度看，”自由中国”如果只是一句阵营口号，换起来很容易；如果它指的是一种制度能力——让中国人可以公开谈中国的问题，让反对者不必坐牢，让权力不能垄断真理，也让今天主张民主的人在未来掌权之后，同样接受法律、选举、媒体和社会的监督——那它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换了旗帜，不一定换了制度。
胡适留给今天的问题，难就难在它没有标准答案，只能由每一代人重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