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领取公职薪俸，同时写下批判现实、揭露社会弊病的文字。这个对照不是要把一百年前描绘成自由社会；当时同样动荡，表达空间也有限。但就社会开放、公开批评权力和独立思想的空间而言，今天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更加封闭。现代审查、监控和组织控制，使异议者更难公开发声、彼此联结，也更难让批评持续传播。
今天，独立异议者面对的不只是文章被删除、账号被封禁；他们还可能遭到监控、骚扰、拘押和长期监禁。香港的政治犯是争取真相与自由的鲜明榜样。邹幸彤因坚持纪念六四、追求公义被判处七年三个月；李卓仁因长期参与民主运动被判处七年；黎智英则被判处二十年监禁。人权观察报道了邹幸彤与李卓仁的判刑，黎智英的二十年刑期也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
香港并非孤例。大陆还有约1,600名政治犯与良心犯的个案需要我们记挂；他们因坚持真相、信仰和自由而承受监禁与失去自由的代价，这份牺牲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请查看自由中国运动的大陆政治犯完整名录（按 A—Z 排列），并把关心化为行动：给在押者或其家属写信，向民意代表和相关机构写信，传播经核实的个案，并呼吁释放良心犯。
他们以多年自由、与家人相伴的时光，以及生命中的年月，承担坚持信念的代价。他们所付出的牺牲之沉重，恐怕远超鲁迅当年所能想象。他们让我们看到，勇气不只是看见真相、写下真相，也是在惩罚面前仍不放弃真相；自由不是抽象口号，而是每个人能否公开表达、独立思考，并按自己的信念行动。
我们不应把牺牲浪漫化。没有人应该因为和平地纪念历史、批评权力或捍卫他人的权利而失去自由。但当政权把真话视为威胁，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便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坐标。他们的坚持提醒我们：沉默也有代价——它会让谎言取代记忆，让恐惧代替判断，让下一代以为没有别的可能。
因此，今天争取自由的任务比一百年前更加艰巨，也更加需要更多人站出来。我们不能只等待少数作家或异议者替所有人发声。每个人都可以捍卫言论自由，拒绝被迫接受单一思想，敢于独立思考、追问事实，并支持那些因说真话、争取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社会要重新开放，需要更多人共同守住真相，让独立思想能够交流，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
自由中国运动关于记忆、良知、勇气与自由的相关论述，见《法院判不了的信念：记忆、良知与自由》。关于中共如何运用媒体、组织和叙事渠道影响公众认知，另见《中共的海外影响版图：按地区与时间线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