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到1926年之间,中国出现过一场今天很少被提起的宪政实验——省宪运动。从湖南到广东,从浙江到四川,十多个省先后起草或颁布了省宪法;“联省自治”“联邦制”成为报刊上热议的政治方案。这是中国离“地方自治基础上的统一”最近的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立宪尝试。
但这场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1926年北伐军兴,省宪被一张张废止;到1928年全国名义上统一,省宪运动已烟消云散。中国错过了这班车,而且一错过就是一百年。为什么?
一、省宪运动是什么
省宪运动的背景是中央权威的真空。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南北对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府能号令全国。在这种局面下,一种声音兴起:既然中央立不了宪,不如各省先立宪——各省制定省宪、实行自治,等条件成熟再联成联邦式的统一国家。
走得最远的是湖南。1922年1月1日,《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实施过的省宪法:省长由省议会选举产生,行政权由省长与省务院共同行使,还规定了县、市、乡三级自治。一时间,湖南成为全国瞩目的“立宪模范省”,浙江、江苏、四川、广东等省也先后起草省宪,知识界群起响应。
二、联邦主义设想的吸引力
省宪运动的思想内核是联邦主义:反对用武力统一,主张用契约联合。它的吸引力有三层。第一,和平:各省自治后和平协商统一,避免无休止的内战。第二,民主训练:地方自治被看作民主的学校,老百姓先在县、省层级学会选举和议政,再参与全国政治。第三,制衡中央:联邦制下中央权力有限,避免再出现一个不受制约的强人。
在当时的语境下,这套设想相当有说服力。军阀混战的现实让“武力统一”名声扫地,而美国的例子摆在那里——十三个州先自治、再联邦,不也建成了大国吗?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曾为联邦主义辩护,认为这是中国走出军阀混战的理性出路。
三、为什么错过:四个结构性原因
第一,省宪多由军阀主导制定,成了割据的合法化工具。湖南省宪的推手赵恒惕本人就是湖南的军事统治者;省宪规定省长选举,可选出来的还是他。广东的陈炯明、四川的军阀莫不如此。省宪越是“自治”,军阀的地盘就越是稳固——“联省自治”变成了“联军阀割据”。
第二,缺乏真正的民意基础。省宪多由省议会或学者委员会起草,普通民众既没有参与制宪,也没有机会对省宪投票。没有全民制宪的程序,省宪就只是精英的文本,风一吹就倒。湖南省宪施行后,省议会选举舞弊丛生,民众很快失去热情。
第三,各省只“自治”不“联省”,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每个省都想保住自己的地盘,没有一个省愿意先交出军权、财权去组建联邦。联省自治喊了多年,连一次像样的各省代表会议都没开成。没有“联”的机制,“自治”就只是分裂的别名——这正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批判它的理由。
第四,被更大的历史力量碾过。1924年国民党改组、联俄容共,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省宪连同旧省议会一并废除(湖南省宪1926年7月被废止)。国民党要的是党治下的统一,不是联邦式的分权。省宪运动就这样被扫进了历史。
四、失去的机会意味着什么
省宪运动的失败,意味着中国失去了一次自下而上建立宪政秩序的机会。此后中国的统一模式就只剩下两种:国民党的党治统一,和后来大陆中共政权的中央集权统一。地方自治这个选项,从政治议程上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直到1947年宪法的地方制度设计(见本系列第九问)才重新把它写进国家根本大法——但那已是另一段故事。
教训是清楚的:地方自治必须与全国性的宪政框架同步设计。单省的自治,在没有宪法保障、没有全国性法治的环境里,只会沦为强人的工具。今天讨论未来的地方自治(见导论I05与本系列第三十三问“联邦制是否适合未来中国”),必须同时回答:自治的权力从哪里来?用什么全国性制度来保障它不被收回?省宪运动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所以它只能是一场昙花一现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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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 导读第五篇《地方自治与日常生活》——地方自治概念,本问引用
- 公开史料:《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1日公布施行;赵恒惕1922年9月当选湖南省长;湖南省宪1926年7月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