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不是推迟政治权利的理由

自由中国运动评论 · 1999年4月15日

贫穷可以使民主的建设更困难;它不能使人失去享有政治权利的资格。

1999年4月13日,朱镕基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在被问及中国的法治改革时,他说,中国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低数十倍,人口的教育水平也比美国低数十倍;要实行法治,需要一大批合格的法官和律师,而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太少。因此,把美国实行的民主办法直接搬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他同时表示,中国人不惧怕民主,也不惧怕法治,中国必须逐步改进和改革自身。

这一区分必须先讲清楚:朱镕基当晚并没有说中国永远不能实行民主。本文所反驳的,不是他没有说过的话,而是他的理由容易导出的那个更宽的结论——似乎在生活、教育和法律人才达到某种水平之前,人民监督政府、选择和更换执政者的权利,就可以先放在一边。

这个理由回答不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收入较低,就不能拥有监督政府、选择和更换执政者的权利?

第一,民主不等于照搬美国

民主不等于照搬美国。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设计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权力制衡机制。制度形式可以不同,但有一条不能因此取消: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拒绝照搬一种外国模式,不能变成拒绝人民授权和问责本身。

第二,贫穷不是实行民主的绝对障碍

印度在1951—1952年举行首次全国大选时,约有1.73亿登记选民,其中大多数人贫困、不识字、住在农村。印度的制宪者仍然把投票权交到普通人手中,不以性别、种姓、语言、宗教或社会经济地位为区别,实行成年公民普选;选举机关还用候选人符号等办法,使不识字的选民也能投票。印度的民主存在种种缺陷,却足以反驳“穷国不可能实行民主”的绝对判断。

第三,缺少法官和律师,是建设法治的任务,不是推迟权利的借口

缺少合格的法官和律师,是建设法治必须解决的任务,不能成为无限期推迟公民权利的理由。恰恰相反,培养和选任法律人才、让法院逐步独立、让律师能够依法执业,都需要公开和监督。允许新闻监督、公开政府预算、保护批评者,也都不必等到全国人人富裕、人人受过高等教育之后才能开始。

第四,“逐步改革”必须有可以检验的步骤

“逐步改革”必须有可以检验的步骤:扩大哪些权利?何时落实?由谁来监督?如果改革的时间、范围和成败都由掌权者自行决定,人民就只能无限期地等待。真正的逐步改革,应当有公开的时间表和可以核查的进展,而不是一句没有期限的承诺。

穷人同样有判断自身利益的能力,也同样会受到腐败、滥权和错误政策的伤害。贫穷应当成为加强政府问责的理由,而不是剥夺人民问责权的借口。


后续更新(2026年)

本文原稿写于1999年4月15日。以下按原文第四点提出的检验标准——“逐步改革”必须有可以检验的步骤——回看此后二十多年。

朱镕基当年提出的三项前提,此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按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GDP从1999年的约880美元升至2024年的约13,293美元;据教育部统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升至2024年的60.8%;据司法部2025年公布,全国律师已达83万人、律师事务所4.5万家。当年所说生活水平低、教育水平低、合格法官和律师太少的状况,已经根本改观。

然而,与这些前提相对应的政治权利,并没有按可检验的步骤跟上:国家领导人至今不是由全国竞争性选举产生;新闻对政府的独立监督仍未实现;公民社会在持续收紧的管控下难以自立;恰恰是律师这个群体,在2015年的“709”事件中成为大规模抓捕和问讯的对象。二十多年的事实说明,问题从来不在条件是否成熟,而在垄断权力、拒绝问责的制度本身:前提可以逐年改善,借口却永远续期。海峡对岸提供了现成的对照——同属中国人社会,台湾自1988年以后一步一步走完了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接选举与政党轮替:每一步都是先迈出、再完善,而不是等一切条件齐备才获准开始。这些事实汇到同一个结论上:要结束的,是一党专政及其所维持的政权形态;要恢复的,是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条件从来不是问题,制度才是。

(本更新来源:世界银行人均GDP数据;教育部1999年教育统计与《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司法部202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


来源与核对

  • 朱镕基讲话及答问的原文,见纽约经济俱乐部1999年4月13日会议逐字稿:他在答问中称中国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比美国低数十倍,直接采用美国的民主办法“行不通”(原文:“it is simply unworkable just to take democratic methods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pply them to China”),合格法官和律师太少;同时称“我们不惧怕民主,也不惧怕法治”(原文:“we are not afraid of democracy and we are not afraid of rule of law”),中国必须“逐步改进和改革自身”。
  • 印度首次大选的选民规模与构成,见印度选举委员会《Leap of Faith: Journey of Indian Elections》及《India Votes: The General Elections 2014》:1951–1952年登记选民173,212,343人,大多数贫困、不识字、住在农村,选举以成年公民普选为基本原则。
  • 印度制宪者把投票权交给“以不识字者为主、深陷贫困”的普通人的记述,见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Journal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第23卷(2024年),“Elections in India: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本版说明:本文为自由中国运动1999年4月15日评论,本次刊出时仅作必要的文字厘清——明确朱镕基原话的范围,避免把“不能照搬美国办法”误述为“中国永远不能实行民主”;引文与印度史实已按上述来源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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