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言
本期為《隧道》第三十四期,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日發行。本期共收錄2篇,首篇為〈北大在一九五七〉(丁抒)。次篇為〈「反右」的結局〉(丁賓平)。本錄依 freechina.net 存檔之原始文本檔 sd9711a.txt 照原文重刊,字形、版式悉從原檔,不加改動。本刊自述為中國大陸第一份以電子郵件連鎖傳遞的自由雜誌,宗旨在打破資訊封鎖與言論壓制,歡迎複製傳播。
本期要目
- 北大在一九五七(丁抒)
- 「反右」的结局(丁宾平)
正文(原文照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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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十 四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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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1.3 (sd97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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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北大在一九五七 丁 抒
⒉ 「反右」的结局 丁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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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中共发动“反右斗争”四十周年。在刊登这篇文章之时,需
要做一个提醒,在中共十五大上被树立为与毛泽东并列的另一面“旗帜”──邓
小平,当时正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反右斗争”是在邓小平的
具体指挥下进行的。
◆ 北大在一九五七 ◆
·丁 抒·
(篇幅所限,本文注释由编者删略)
◆ 一、反右“完全正确”吗?
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後的当年,毛泽东自负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说:
“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
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再次得意地为
反右运动作总结:“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
反造不起来了。”“罗隆基、龙云实际是反革命,定为右派,以示宽待……一个
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我们作风好,反革命杀了一百万,
匈牙利没有杀。我们作风好,反霸、镇反、反右。”
对毛泽东来说,反右当然是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事过四十年,当今
的中共中央也仍然坚持此一说法:“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
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
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与毛不同
之处只在於他们承认反右反得过了头,“扩大”了而已。
国内党史界当然也持此一观点。《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
是近来关於反右运动的专著。这是朱地先生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党史专家金春
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的作者)指导下做的博士论文。朱先生的主要观点
之一是:反右的不幸结果是鸣放者过激言论造成的。别有用心的家伙使得毛泽东
犯了错。“五月及六月上旬的座谈会也存在着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一些党外
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片面地强调批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一时在
一些场合造成了只能提错误缺点、不能谈成绩和反批评的不正常局面;二是五月
中旬以後,中央原定的整风方针开始动摇,逐渐地转向了反右方针,此後的座谈
会已经背离了最初的旨意,成为引蛇出洞的一个重要手段”。
据朱氏说:“我的论文完成後,曾送请十九位国史、党史界专家审阅”。所
以此书似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国内官方的观点和立场,甚有代表性。如中共中央
高级党校另一位党史专家周逸先生也认为,在鸣放“过程中,有极少数人确实乘
机活动,散布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於是,中共中央决定开始
进行反右派的斗争。从此,整风运动受到很大冲击难以进行下去。”
但是,这“完全正确”论是站不住脚的。现在仅以北京大学的鸣放为例,看
看北大师生的鸣放是不是“放肆地”向中共“发动进攻”、为什么中共为那一历
史事件作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
◆ 二、否定“肃反”,为胡风申冤
肃反,按毛泽东下的定义,叫“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人民日报》
发表的口号则加了个“一切”:“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待肃的“阶级
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暗藏的”,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北大历史系助教
王承照在肃反时挨斗自杀,罪名是“三青团骨干”。他是个才气横溢的青年,系
里几位老教授为此痛心不已。鸣放时,该系几名学生将大字报贴到系党总支部书
记办公室门口,谴责其“草菅人命”。(反右中他们全部被划成右派)
因为毛泽东指示将反革命“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北大俄语系教授
魏荒弩批评道:“中央决定肃反对象有百分之五,这是太主观了。……这样就产
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许多人被迫自杀,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
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北大数学系学
生孙传化主张:“建立健全的法制,以使肃反中出现的以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斗争,
以及党委私设刑堂、逼供等现象不再发生。”
北京大学物理系王书瑶贴出大字报:“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
集於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
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斯大林“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
的屠杀……原因是由於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
是由於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後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新闻系蒋文钦同学贴出《与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同志商榷》的大字报:“北
大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肃反运动,百分之九十几都斗争错了。错误的根源不在於
工作方式,而在於脱离群众,以宪法为儿戏的官僚主义。”哲学系羊华荣同学在
大字报《重新估价肃反》中说:“肃反有如下缺点:①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
利,如斗错了人,关错了人,迫坏了人,迫死了人”;②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宪
法,损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讯自由、人身自由、无根据的搜查、看
禁和逮捕。③促使了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墙更高、沟更深,少数党员在肃反後,
在人民头上高视阔步。④摧残了人们应有的感情,破坏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
多少鸳鸯,损害了多少友谊……”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本人在肃反中曾被关押,与胡风在同一所监狱呆过。他在
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中写道:“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
他向青年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关於胡风反革命集
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他还在他的
大字报旁边张贴了一副对联:“铁窗禁贤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洒地,鬼
神俱哭泣”。数学系学生孙传化则张贴大字报,“要求把胡风问题交待清楚,无
罪释放、道歉,有罪依法公开审判。”
中文系崔德甫同学贴出大字报《最高法院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布胡风事件的下
文》:“有人说,毛主席说“胡风不闹小集团也还可以说话的。”请问主席毛泽
东同志,共产党员何其芳、林默涵等,何曾没有小集团?何曾不在闹小宗派?周
扬等何曾不在排斥异己?为什么不反一反他们?为什么让他们放炮、不让胡风开
口?”哲学系黄学诗认为:“根据已发表的三批材料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的
结论。”历史系张磊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人民日报公布的信(丁注:胡风
集团成员的通信),不可全信。《人民日报》是新闻机关不是法院,不能随便宣
布人的罪名。”法律系助教潘世明指出:“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也找不到胡风究
竟属於哪种类型的反革命。”“胡风……要当文化部长……不让胡风当文化部长
就行了,何必要扣他一个反革命帽子。高饶事件是党内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不
让他当就行了(指高想当总理和党中央总书记──丁注),何必要扣他一个反党
集团的帽子,对党的威信也不好。”
◆ 三、所谓“反苏言论”
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国人乘人之危,入侵我黑龙江流域,扬
言要与英法联合对华作战,逼迫当地清军签了《瑷珲条约》。此一条约,将黑龙
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划定为两国“共管”。俄国人抢去一大块肥肉,举国欢庆,将与瑷珲隔江相望
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城。
当时中国积弱贫穷,不堪一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咸丰皇帝出逃、圆明园被
焚而告终。俄国人乘势逼迫清廷签署《北京条约》,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的
内容,而且变本加厉,又将条约中划定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後,苏联政府於一九二○年九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
言,宣告“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
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
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和永久地归还中国”。
不幸列宁过早死去,未及实践此一宣言。斯大林掌权後,先是否认那个“对
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列文·卡
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从此不提这段公案。
辛亥革命之後,沙俄曾一度策动外蒙独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苏共又支持外
蒙共产党发动革命,夺取了政权,宣布独立。当时谓中国本土尚在反动政权统治
下,待中共革命成功後自当回归云云(假设这是列宁的善良本意)。毛泽东三十
年代在延安接见外国记者时还说:中国革命成功後,外蒙将自动成为中国的一部
份。但斯大林继承沙皇的衣钵,在二次大战後又用计逼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
友好条约”,承认了外蒙的独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执政,毛泽东发现,在斯大
林控制下,外蒙“自动”回归祖国的梦想已经破灭。“新中国”要多方依赖苏联,
毛在蒙古事务上只得放弃原则,服从莫斯科的意志。他步国民党的後尘,亲自到
苏联签订了又一个“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并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
从此,外蒙正式脱离中国,成了苏联卵翼下的一个附庸。
当然,毛泽东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儿皇帝,自不肯将
国土拱手让人。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不得不依靠苏联。既然苏共不
肯将其沙俄老子抢去的中国领土还回来,毛泽东只好禁止人民发议论。
在鸣放期间,对斯大林深恶痛绝的许多学生提到被沙俄用强权割我土地、苏
联霸占至今不肯归还的事。结果反右中他们大多数成了“反苏”的右派。北大图
书馆正门外摆着莫斯科大学赠送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塑像,一些学生建议
校方,搬走罗氏塑像,换成李大钊或者鲁迅的塑像。因见校方毫无反应,十几位
同学行动起来,自己动手搬迁塑像。参与此事的学生也大多成了右派分子。
北大历史系学生陈斯骏,仅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沙俄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也被
冠以“反苏”罪名而扣上右派帽子,尽管乌沙科夫是沙俄时代的将军,并非苏联
人。北大一个学生在大字报中说,外蒙古的主权是在蒋介石手中丢失的,我们有
理由不承认。他并不“反苏”,更不反共反社会主义,却也成了右派。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强迫清廷官员签订“瑷珲条约”,将中国的黑龙江
北岸六十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时,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
共约两千户、一万馀人,散布在黑龙江以北、结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东西
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称“江东六十四屯”。条约规定,那些中国人“照旧准其
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
○年,沙俄决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国人,在海兰泡一带“将华民之在俄界
者十馀万人”,“尽行屠戳”。事後,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黑龙江以南。七月
二十日,哥萨克骑兵闯进六十四屯,将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国居民全数杀戳。俄
军将财物抢劫一空之後,放火烧掉全部村屯,从此霸占了那片土地。
当年十二月,列宁曾著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
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
是,如今自称列宁信徒的中共领导人却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议论此事。
北大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便被定为“反
苏”,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中国最西端的边境塔城劳动改造去了。
由此可看出,中共一向标榜的“爱国主义”里,并不包括为中国人普遍接受
的民族大义。当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中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生冲突时,
被牺牲的往往总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譬如越南战争期间,毛泽东为了支援越共打
美国,擅自将北部湾中的我白龙尾岛赠与越南。而今自食其果,越军盘踞该岛,
对中国的海军构成莫大的威胁。在此不赘述。
◆ 四、反专制,争民主
共产党自得到政权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实行的严厉控制,从未遇到过挑战。如
今,北京大学的学生激烈地批评道:“禁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
这些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其效果之显
著,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比。”“应开放一切禁书,赫鲁晓
夫的秘密报告应该登在报上。”物理系学生王存心张贴大字报《呼声》,说共产
党与中世纪的教会“有许多极相似的地方,譬如①操纵一切,从国家政权到人民
生活;②令人窒息的思想统治;③法制不健全(圣经当法律、宗教裁判所)。细
心考察一下,还可以找出不少‘一一对应’:耶稣基督对应於马克思,圣经对应
於马克思主义,各地党委书记对应於各教区主教,教皇对应於……我希望在我们
的时代,多出几个哥白尼、伽利略式。的真理战士。”
还有人用笔名“天水心”贴出大字报:
“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
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
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
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
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
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该大字报还提出:“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
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份保障。”
在大字报《呼声》中,王存心还呼吁:“取消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特权。领导
权属於人民群众自己挑选的领导者(不要自封)。”生物系学生蒋兴仁在大字报
写道:“党把自己的领导强加於人民……既不让人民选择,更不许人民有另外的
选择对象……不让竞争,排斥异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先
基本决定了才让大家举手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假民主,是带有独裁性的。……不
论大小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物理系、
数学系的大字报中还有这样的意见:“人民代表大会选几个人圈定几个人,不实
行竞选,不民主也不够味。资产阶级民主的旧形式如两院制、两党制、竞争、相
互争辩,应当可以加以利用,加进新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民主服务。”“应当让
候选人到选民中说明自己的主张。”
新闻系王国乡同学写了大字报《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他提出:“社会
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他向同学呼吁:“有
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
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搀和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集会中发言说:“我们要研究的是三害(当时中共宣布
整风,是要整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丁注)的根
源,历史走向何方”,“(我)毫无保留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对其他的一切都
要探讨和怀疑……”哲学系学生叶於生提出建议:“让现存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
有同等的活动机会,同等竞争。”“严格地、具体地规定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的
地位。”“整风完了用什么保证三害不再发生呢?必须改革制度。……我认为必
须从大的方面着手,比如我们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工厂管理制度、法制等等。”
四月间发动鸣放运动时,毛泽东曾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请到天
安门城楼开座谈会时,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
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学校党
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北大
物理系学生严仲强张贴了一张大字报《疯子的话》,呼吁“取消党委制,一切权
力归校行政、学生会、班会。”
◆ 五、情绪激烈的鸣放
鸣放期间的北京大学,有的学生持脸盆在路边敲几下,等人们聚拢来,便发
表演说抨击时政。五月二十九日,学生们组织了“百花学社”,成立“黑格尔-
恩格斯学派”。六月二日,部分学生组成“北大访问团”,到天津南开大学等学
校去串联、点火。他们不仅搞演讲,还创办了刊物《广场》、《接力棒》,将他
们的文章编成“北大民主接力棒”寄发全国各大专院校。他们主张“开展自下而
上的民主运动”,“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据当时上海《文汇报》的报导
《北京大学“民主墙”》介绍,北大学生辩论的问题有:要不要取消教条主义的
政治课?要不要取消党委负责制?新生入学由校方硬性规定学习的专业是否应
改?
共产党自得到政权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实行的严厉控制,把所有的报刊杂志都
当作“党的喉舌”从未遇到过挑战。如今,北京大学的学生激烈地批评道:“禁
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这些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
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比。”“应
开放一切禁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登在报上。”谭天荣在物理系同学的辩
论会上发言道:“现在的出版自由还不及资产阶级社会,比不上希特勒德国……
比希特勒的检查制度还要糟。”人民日报……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北京大学数学系四位学生贴出大字报《我们的建议》:“选拔留学生不要考
虑政治条件,完全按照考试办法选拔留学生,任何人不得享有什么特权。”
共产党干部享有的特权也是北大学生也直言批评的对象:“取消共产党在政
府中的特权。领导权属於人民群众自己挑选的领导者(不要自封)。”“这些特
权不仅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
集团的整体。……这种特权的存在,使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挂上了虚伪色彩。”共
产党官员“已开始自觉的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
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北大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先在系里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肃反中曾受到
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之後,他们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
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同学在控诉会
上抨击某些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
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
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
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
◆ 六、北大右派和“中右”超过百分之十
一九五六年中共颁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後,法国学者Ches
neau曾访问北大,在临湖轩举行座谈会。会间历史系学生陈斯骏递了个条子,
请他讲一讲对“双百方针”的观感。他回答道:“这个方针理论上是好的,但我
认为贵国并没有实行这个方针的政治环境。”果不出Chesneau所料,北
大师生员工们的鸣放不过才一个月,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便铺天盖地而来了。
肃反中按“百分之五”的指标揪反革命分子的做法,被沿用到了揪右派分子
上。完不成指标,便是没完成党的任务,那是不行的。刚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强
完成,还是“不积极”,“反右不力”。抓虱子多多益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
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不力”,被赶下了台。陆平前去主事,“右派”
与“极右派”抓了七百名,另外“中右”、“右倾”的处理对象还有八百。(1)
二者合计,差不多抓了百分之十五。
虽无统计数字证实,笔者估计在反右运动中落网的人数的比例北京大学高於
北京各大学。
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是一个班的班主任,曾带领二十八名学生到清华大学
介绍北大的鸣放(据黄对本文作者说,他们当时将校徽竖别,是为了便於识别,
并无他意。由於清华党委事先组织了学生在会场上起哄、嘘叫,会开了个头就散
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黄继忠是北京高校第一个带学生出校门的,应该
严惩。”於是黄成为“极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鸣
放时,该班一位学生时荣章曾打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
获准後,以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黄继忠老师,於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
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虽未能见到毛本人,却向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鸣放
了一通。十天後,毛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反右,这十一名荣幸到中南海去鸣放的小
人物一个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难友。
由於毛泽东在七月间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人
民日报》发布社论,批评“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
既不广,也不深”,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即使不曾鸣放、没有发表“反
动言论”的人,也可能被揪出来。在北大,谁在大字报栏前读後来成了右派的人
写的文章时点过头,就是“点头右派”。谁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头,那立
场也就一目了然,是为“摇头右派”。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似乎格外活跃,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物
理系几占三分之一。由於一九五二年中共强令全国各高等院校改变欧美理工合校
制度,采用苏联的理、工分家的制度,清华的文科、理科合并到北大,当时又还
没有与清华、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该校於一九五八年成立),中国最
优秀的理科学生云集北大。落网之後,很多右派学生被押往农场改造,从此葬送
了青春。
◆ 七、右派学生处境最恶劣
在北大校园里为胡风树召魂幡的刘奇弟除戴上“极右派”帽子外,还被定为
反革命分子,进了北京城里的草岚子胡同监狱。他抗议绝食,狱卒多次用铁棍撬
开他紧闭的嘴,强行灌入米汤,撬掉了他的大部分牙齿。但他终於绝食而死,成
了众多反右殉难者的一员。
北大经济系学生黄中奇,当上右派後被斗争。被斗时他突然爬窗,打算跳楼
自杀。几名同学及时抱住了他。他一时丧失理智,拔出削铅笔的小刀乱戳,使个
别同学受了轻伤。结果当局说他“蓄意杀人”,是“右派杀人犯”,判处死刑。
枪决那天,当局强令北大右派部分学生去刑场观刑。(二十多年後,当局为黄中
奇平反,可是他的骨骸早不知哪里去了。)
对右派的处理,毛泽东说的是:“右派这么多,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
不办,给选票……”“捉”是逮捕,“办”是法办、即判刑。但他发明的“劳动
教养”不属“捉”,也不属“办”,对右派分子,他用的就是这个好法子。
甚么样的人劳教”?《国务院关於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上说的是:“不务
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
不断地无理取闹”等等,此外就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义
的反动份子”。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发布社论说:“右
派份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所以,
现在轮到右派份子尝尝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教养”的滋味了。
“劳教份子”和“劳改犯”关在一处“改造”,只是待遇略有差别,每月有
二、三十元生活费,自己须交伙食费。实质二者均被视为犯人,只是劳改有刑期,
劳教未经审判,没有刑期而已。
以下是当时北大的一名右派对笔者所作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春节年三十那天,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西郊几所大学的右派学
生、助教、讲师接到通知,自带铺盖到某处报到。报到後摘掉校徽,上车,开到
海淀派出所,一个一个按指印。北京俄语学院的一个右派学生抗议道:“我没犯
法,为其么要按指印?”结果当场被扣上手铐,几个警察强行制服他,按了指印。
而後,他们被押上了大客车,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端著手枪的警察监视,每个人必
须低头,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车子开进市内的半步桥监狱。许多学生流著眼流吃
完了年夜饭。
十天後,这些右派们与刑事犯一起,在半夜里被解押到火车站,转运到北京
以东一百馀公里的茶淀车站。下车时,四周房顶上架著机枪,另有一支马队监视
著犯人的举动。
这就是著名的清河劳改农场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场为例,五百人左右的
犯人,大多数是“劳教”的右派,少数是刑事犯。右派也有个别是“劳改”。“劳
改”的没有工资,“劳教”的则按体力强羽发给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资,再交
回十元饭钱--严格按照“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住处是个“口”字型的建筑,中间是空地。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岗楼,架著机
枪。
干活时,地里四个角都有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间休息在地头吃饭,每人
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两根萝卜条。从伙房运到地里,玉米窝头已经冻得很硬,咬
都咬不动。每人每月定粮四十五斤,一周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两周可以吃到一
顿饺子。
到了一九六○年前後,由於“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导致经济崩溃,全国陷入了饥荒。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每
个犯人,包括只是“劳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内,从一九五九年底开始,定量
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劳动量并没因此而减轻。人们逐渐虚弱,连铁
锹也握不动,收工回来连爬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人都浮肿的时候,便开始死
去。一个分场竟至有一个小分队的任务便是埋人。
本来,劳动已经免了,但春天来了,年轻的都被集中送到某处去春耕。三分
场半数以上的犯人被都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数是刑事犯,大多数是学生,从北京
西郊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等校的右派份子。
由於食物不足,劳动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队伍全都倒下了,没有一个活到
夏天。
一九六九年,中苏东北边境闹磨擦,中共怕苏军从渤海湾进攻,直取北京,
而清河农场正是从渤海湾到北京城的必经之地。劳改犯人以及已经解除劳教但仍
不准回北京的就业右派们,都是潜在的危险份子--尽管其中不乏因“反苏”而
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这样右派们便被遣送回原籍农村,清河农场作
为右派劳改场所的历史终於在六九年底前後结束,历时计十二年。
在中国的东北角,有一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自从一百多年前俄国人掠走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那块丰腴的土地之後,这里就成了中国东北的边陲,
俗称“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陆续在那里开辟了农场,转业的人民解放
军一批一批地到达那里的同时,囚犯和历次运动中被整肃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
这里。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大荒中苏边界上的兴凯湖旁建了一座农
场,专收北京送去的“劳教”、“劳改”犯。到了五八年,那里便成了北京右派
的集中处。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车站忙了好一阵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
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凯歌声中,一批一批右派份子被押上了开往北大荒劳改营的
火车。右派份子到了农场,全部衣服包括内衣裤都用油漆写上“劳改”二字。这
样,除非赤条条地跑或永远昼伏夜出,绝无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於政府的“宽
大”,他们不是犯人,没有刑期;但这样一来出头之日就是个未知数,也可能遥
遥无期。劳改营的某些规则适用於右派与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线(包
括劳动时的许可活动范围)者,武装人员有权开枪;家属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
经当局拆阅;口粮以相当於一个小学生的标准配给。
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海淀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时表
示抗议的那个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因“态度恶劣”,须予严惩,在别的同学由
北京半步桥监狱押往清河农场时,他却单独被送到了兴凯湖农场。在那里,这个
性子刚烈的青年决定逃跑。可是,当他在冰封的江面上往苏联方向奔跑时,背部
中弹,再也没有爬起来。
少数成功地逃到苏联的兴凯湖劳改犯,下场更惨。苏方干脆将他们装入麻袋
放在木筏上或将他们绑在木筏上,任其漂浮回来,幸运的回到中方受加刑处分,
不幸的便沉於湖底,永无葬身之地。
北大西语系一年级右派学生顾文选当右派时才十八岁,无处伸冤,天真地跑
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後,他留在清河
劳改农场“就业”,永不能回到社会。在绝望中,他设法逃到了苏联。哪知苏联
更不把他当人,克格勃像畜生似的将他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问,然後又送回
远东。中国将他引渡回来时,正是文化革命“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
在祖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结束了那年轻的生命。
◆ 八、林昭的故事
中国的知识女性,也许对真理有著格外深的执著。北大女学生林昭可以说是
个典型。她出身於一个革命的家庭,母亲早在大革命时代就追随胞兄参加了共产
党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时,她的时任中共江苏省委青
年部长的舅舅是被捕就义者之一。)林昭在母亲的教诲下长大,对新中国充满了
激情。她二十岁时就在《常州民报》当记者,写了不少新闻、诗歌、散文。一九
五四年,她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取北大新闻系。鸣放时,她为费孝通的《知识份子
的早春天气》一文叫好,又声明支持已被批判的四川青年流沙河的诗文,并在北
大的“自由论坛”朗诵自己的诗《我是剑,我是火焰!》这样,她便成了“右派
份子”。
被划右派後,她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自杀前,她写下一份绝命书,抨
击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染红面貌的人”,诅咒“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
人,让我的影子永远跟著他们……让他们身上永远染著我的血”。但由於发现及
时,经抢救,未能如愿。获救後,曾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北大早期校
长)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林昭的质问自有其道理,但北大校长却也有他的难处。当年蔡元培向当局交
涉,抢救青年学子,不必担心当局给自己按上甚么罪名。现在情形不同了,右派
学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不是用“迷途羔羊”掩饰一番,教训几
句就混得过去的。当年的北洋军阀当局,不看僧面看佛面,对蔡元培那样的学者
毕竟要退让三分,蔡的保释才能成功。四十年代国共内战时北大的校长胡适也常
常为保释被捕的学生张罗,曾找过国民党要人李宗仁,请他运用影响力使学生获
得自由。
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连大学教授都纷纷落纲,还会有谁去救学生?更何况
大学校长、连教育部几个副部长都中箭落马、成了右派,还有谁能救学生?即使
校长有勇气去向政府(实际上就是掌实权的党委书记们)交涉,也无成功的可能。
林昭自杀获救後,被送去“劳动教养”,以後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毛泽东
“大跃进运动”导致大饥荒灾难时,她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兰州大学下放在
甘肃武山县和天水县劳动的十几名右派学生,合作编印了一份刊物《星火》。刊
物中《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後果。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希望党内
的同志起来……。该刊还印了林昭的一首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批年
轻人同时又写了意见书,拟寄给各省市党的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中共的错
误政策。但是,文章尚未寄出,《星火》第二期尚在编辑中,他们就於一九六○
年九月全部被捕了。
几年後,林昭的妹妹去探监,她用一床白被作裙子,拖曳在地,手臂上套著
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
手帕,宛如千古名剧《窦娥冤》中的那位女性。
由於不服“无产阶级”对她的专政,她被认为是“抗拒”,於是原先的“二
十年有期徒刑”被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差不多同时,同案的兰州大学右
派学生张春元以及对他们表示支持的甘肃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在武山县被诬
以“密谋暴动越狱”而枪决。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是官方法定的“劳动人民的节日”。在这一天,当局
派人到林昭家中,冷冷地宣布:“林昭已被处决。付五分钱子弹费!”林的妹妹
默默地为已不在人世的姐姐付了那颗子弹的费用,母亲则昏厥了过去。以後,林
的父亲愤而自杀,母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忧愤而死。一个普通的中
国家庭就这样消失了。
综观林昭短暂的一生,她没有做过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只是在接到死刑
判决书後,剖开自己的血管,留下了一份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是一
位纤弱而又坚强的江南女子留在人间的血诗,我们不妨抄录几句在这里: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 九、文化革命中的右派
正象林昭一样,很多右派活到一九六六年,就再也活不下去了。一九五七年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称之为“反右派的信号”)
中,将右派定义为“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文化革命那场遍及全国的
政治迫害,宗旨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以“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右”
首当其冲,在文革中受罪最多,吃苦最久,坐牢杀头最多的一类人就是右派份子。
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没成为运动对象,红卫兵的斗争
目标主要是五类分子。被打死或者自杀的人中,右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文革中动辄举办“万人公审大会”,以呈“无产阶级专政”之威力。一九七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的“现行反革命”,不少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
所谓“老运动员”。一九五七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就是其中之一。沈
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
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
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
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
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一九七○年春,一批“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天天拖著
脚镣和手铐,分组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连“中越友好
人民公社”也把他们“借去”斗争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报废扔掉的东西最後再使
用一次似的。那批人中,除了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周恩来以“留个活口”
的名义保下未杀之外(张的父亲张仃是文化界名人,著名画家),全都死在了“无
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沈元仅是那几十名“现行反革命”中之一员。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就被毛泽东
抛出来,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祭品。历尽磨难之後,他竟然活
了下来。文革後他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一事发表了一通感慨,说“社会主
义没有法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但是,早在文化革命前十年,甚至更
早,从中共执政起,中国就“没有法制”了。经他的手定案的北大右派师生多达
好几百名。当他为刘少奇之死发感慨之时,可曾想过北大的那些殉难者的生命的
价值与刘少奇的生命的价值并无不同?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许多殉难的右派的名字已被遗忘。他们的故事、
经历已被堙没於历史的尘灰。在这反右四十周年之际,我在心里默念:黄中奇、
刘奇弟、顾文选、沈元、林昭……愿他们的名字长存人间。
【】 【】 【】
◆ 「反右」的结局 ◆
·丁宾平·
究竟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
派份子」?现在就有两个数字:官方宣称为五十五人,而刘宾雁从一位掌握当年
内部机密文件的人士处获悉的数字则是一百零二万。此外还有很多实际上被作为
右派处理的人,并未经过必要程序,即他们本来并不是右派份子,因而那些人很
可能还不在这一百零二万的数字之内。还有一种看法是,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
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约一百五十万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极
右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知识份子。
百万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他们
成了「新中国」中的贱民阶层,有的家破,有的人亡,受尽迫害和屈辱。
毛泽东对「右派」采取了不杀的政策,看起来似乎比斯大林对政敌的肉体消
灭好一些。其实,毛泽东及其同夥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
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那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
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
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馀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
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
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
而栗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右派份子,时时刻刻起著反面教
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著: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
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
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这哪里是毛泽东的人道,不过是他比斯大林更为高明和阴损的整人之道而已。
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中
共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同时摧毁了社会良知对权力的
制约。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
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
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
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从反右开始,毛泽东政权走上了
一条不可逆转的暴虐、衰败之路。随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把全体中
国人民带进苦难深渊和毁灭的边缘。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百万右派中,尚活在人间的那些人已经做了十九
年贱民,其中相当多还在他们「就业」的劳改农场里等待生命之灯枯竭、熄灭。
已经回到社会的那部份也还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直到两年後中共才决定给「错划
为右派份子的案件」予以改正,并於一九八一年六月通过决议,公开承认五七年
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
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中共虽然承认反右是「严重地扩大化了」,但「扩大」到何等程度,它却不
愿直说。实际情况是,江苏省一万九千多右派全是「扩大化」化成的;河北省两
万五千多右派,只有六名被认为是真正的右派,不予改正;山东省三万四千多右
派,除八十名仍被认为是右派外,全是冤案。(以上数字分别见《当代中国的江
苏(下)》第八一○页;《当代中国的河北(上)》第八十六页;及一九八九年
版《山东四十年纪事》第一三六页。如本书第十三章中所述,这些官方数字应低
於实际的右派人数。)除江苏省外,各省都有一些县、市留下一人或数人(如江
西景德镇市七人,河南南阳市二人),说是真右派,不予改正。全国算来,总数
大约只有几百。
全国知名的右派中,被宣布不能平反的只有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
陈仁炳和彭文应。人们对其中所谓「国家级」的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
不能被平反颇能理解,因为要是「章罗联盟」的章、罗和批评中共搞「党天下」
的储安平都不是右派,反右的理论就根本站不住了。可是许多人纳闷:「怎麽彭
文应(上海政协常委、法学家)也不能改正呢?」
原因是他「态度恶劣」。当上右派後,彭文应拒不认罪,结果职务被撤销,
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女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
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甚麽问题都可以解决。
可是他坚决不写。子女们跪著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
然而他就是不写。直到一九六二年去世,成了真正的「死不认错」。这就是为甚
麽他直到现在还是「右派份子」的原因,(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一
九五七-一九七六)》第一○四页。)
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不被改正的原因也是不认错。该校党委《对林希
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是这样说的:「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
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大反斯大林,
制造混乱。」「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年来又一直
不认错,仍然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用一九五七年中央『关於划分右派
份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份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引自《林希
翎自选集》第八十四至八十七页。)
就算那几百人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该打该杀,那也只占总数
的千分之一。可是由於这千分之一的存在,中共便理直气壮地声明,它在一九五
七年发动将百万中华民族的宝贵人才整得家破人亡的「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
和必要的」。可见中共并不如它自己声明的那样,敢於「实事求是」地面对毛泽
东时代它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的继承人为了维护自己执政的「法统」,至今不愿清算毛的罪恶。上
海《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被毛点名之後才成为右派,毛是这一冤案的始作俑
者,可是由於浦在受尽凌辱之後死於文革期间,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共为浦平反,
开追悼会时便说浦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断折磨、迫害之下」,「含
冤逝世」,好像把罪责推到毛的「接班人」和妻子身上,「伟大领袖」就可以照
旧伟大似的。
到一九八四年,绝大部份右派份子被确定属於错划而得到改正,即使按照中
共自己的标准,五十多万右派份子被错划的也在99%以上。一九八零年,中共
发出文件,宣布对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复查结果:一律摘帽,拟予
改正的二十二人,维持原案的五人。当这份文件发出时,那二十七个人已经死掉
了二十个。中共说「有错必纠」,说「共产党犯了错误共产党自己能纠正」。可
是,这一错就是99%,一错就是二十年,一错就是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妻离
子散!
有人说:「算了吧,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们应该向前看。」这种
话不能让人信服。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年了,中共为什么还要耗巨资拍电
影、大张旗鼓地纪念呢?高明的宣传与阿谀不是仅仅限于撒谎,而是投合权势的
需要,只说出一种事实,而不说另一种事实。既然直到今天,中共还说反右是正
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已。因此,现在让中国人重温一九
五七年的历史,恐怕远必重温一八四零年的历史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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