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第九十八期

發行日期:1999-02-20(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重建錄 PUB-20261115-015

編者導言

本期為《隧道》第九十八期,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發行。本期共收錄三篇,首篇為〈史鐵生的理想主義〉(許紀霖)。次篇為〈《當代順囗溜》〉。另有〈中國當代民謠爲什麼這麼多?〉(陸非琅)等篇。本錄依 freechina.net 存檔之原始文本檔 Sd9902c.txt 照原文重刊,字形、版式悉從原檔,不加改動。本刊自述為中國大陸第一份以電子郵件連鎖傳遞的自由雜誌,宗旨在打破資訊封鎖與言論壓制,歡迎複製傳播。

本期要目

  1. 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许纪霖)
  2. 《当代顺囗溜》
  3. 中国当代民谣为什麽这麽多?(陆非琅)

正文(原文照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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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2.20               (sd9902c)
 ÷÷÷÷÷÷÷÷÷÷÷÷ 本 期 目 录 ÷÷÷÷÷÷÷÷÷÷÷÷

1.  史铁生的理想主义                                        ·许纪霖·

2.  《当代顺囗溜》

3.  中国当代民谣为什麽这麽多?                              ·陆非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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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铁生的理想主义 ◆
                                                            ·许纪霖·

    在信仰的废墟上一个世俗社会的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在市
场经济的背景下“个人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
立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切的中心问题。从人文精神的讨论到去年的“二王”和
“二张”之争人文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家园一直是争论的关键词。作为高擎理
想主义的“坚定旗手”张承志和张炜因为其激烈的反抗世俗立场几乎吸引了公众
的所有视线而那些更具思想价值和建设意义的人物却落入了被忽略的寂寞命运。
而历史的经验经常提醒我们“在一场万众瞩目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的、风头
最劲的“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思想泡沫”而在波涛下面的沉静之处倒常常可以发
掘到跨越时代的精神金矿。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

    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不蒂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在理想主义
重建的意义上史铁生留给我们的是比张承志张炜多得多的东西。

    从年龄来说1951年出生的史铁生属于红卫兵一代。“这是理想主义的一代
人”,他们后来的许多行为都可以在青春时代找到早年的踪迹。尽管在80年代初
期这代人对自己青春期的幼稚“冲动和迷惘有过痛心疾首的忏悔”,但尚未来得
及进行更深入的历史清算和理性反思。到90年代初,面对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和
信仰虚无主义的泛起,张承志等一批老红卫兵就再度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匆匆
上阵应战。应战的姿态是悲壮的,但所用的武器却是那样的陈旧,几乎只是60年
代青春期的翻版,以至于缺乏足够的思想魅力和现代价值吸引新一代年轻人。人
们敬佩的只是张承志的血性人格,但对他与张炜那种偏激的、红卫兵式的道德理
想主义或多或少持有某种保留的意见。

    在红卫兵一代中,史铁生也许是极少数能够超越自身,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
他与张承志同样至今仍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史铁生的
理想主义不再以群体为本位,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立场。“生命的意义不再与历
史的或形而上的终极目标发生关联,而是对虚无困境的战胜和超越”。他的理想
主义也不再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的,而是温和的,宽容的,充满爱心的。

    当种种政治乌托邦,道德理想主义在人间播种下始料不及的罪恶以后,信仰
上的虚无主义开始在青年一代中蔓延。虚无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挑战,逼得我们在
重建个人信仰的时候,必须回应这样的问题:如何避免理想的乌托邦在实践的过
程中再次破灭,再次陷入虚无的循环?张承志、张炜在重构自己的理想主义时并
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对抗虚无,却绕开了虚无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将理想
实有化,将信仰同一种历史的或形而上的具体目标相联系。在建构信仰的方式上,
他们仍然是传统的。这样一种重建,并不能彻底战胜虚无主义,也无法为新生代
提供重建信仰的示范。

    史铁生就不同了,他所重构的理想主义整体上超越了红卫兵一代的思想局
限,回应了虚无主义的尖锐挑战。这种回应说来也很简单,首先是承认虚无,随
后超越它,战胜它,在信仰的废墟上重建理想,获得生命的意义。

    一种脱胎换骨的人生转变,往往肇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如果没有2l岁时骤
然降临的双腿瘫痪,我们很难设想史铁生能够比同时代人跨越得更远。生理的残
缺使得生命的意义发生了问题,是生,还是死?只有当人被逼到考虑生死的时刻,
才有可能在精神上获得新生。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西西弗斯的神话》)这种纯粹个人性的精神危机,要比那些群体性的精神危
机真切得多,也更有震撼力。

    在深刻的绝望之中,史铁生发现生命的偶然和苦难的无常。残缺和苦难,就
象人的出生一样,都是偶然的,无法自我把握的。人的命运被偶然之网所笼罩,
人生充满了荒诞感和虚无感。在当代中国作家之中,史铁生是最具荒诞感的作家
之一,这使得他与自己的同代人有了某种精神距离,而与新的一代发生了思想接
榫。史铁生感到,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一是孤独,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无
法与他人彻底沟通;二是痛苦,人生来有无穷的欲望,而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
不上欲望的能力;三是恐惧,人生来不想死,但总是要走向死亡。(《自言自语》)
这些困境是永恒的。无法克服的,它们构成了虚无感的人生背景。每一种困境都
意味着生命的残缺,人生注定是残缺的,荒谬和不圆满的,即使我们人为地进行
好运设计,最后也会沮丧地发现它并不存在。


                          ◆赋予荒谬以意义

    在阅读史铁生的时候,常常会使我们想到加缪。加缪认为荒谬是人与世界之
间联系的唯一纽带,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须
超越荒谬,在荒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史铁生也是这样。他意识到人生的困境和
残缺,却将它们看作获得生命意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孤独,爱就失去了
意义;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欢乐;如果人永远不死,那么
人生就象波伏娃的名着《人皆有死》中那个死不了的福斯卡那样,变得乏味透顶。
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状态,反而为人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
敞开了可能性空间。

    人的生存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的,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看来,必须赋予
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
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康复文本断想》)对生
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骨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必须
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史铁生选择的是写作。但是,写作以一种什
么样的方式存在?如果作为一种生存的目的,作为一种具体的,功利的目标,那
么人就会被写作囚禁起来,就会失去生存的意义本身。而在史铁生看来,写作无
非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一种意义的证明,“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
作”。(《我与地坛》)这犹如麦金太尔所说的实践活动中的“内在利益”,它
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可以替代的外在利益,比如权力。金钱或地位等等,而是贮在
一种内在的。无可替代的生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通过特定的实践过程才能
得以实现。(《德性之后》)

    理想主义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于意义的确证,传统的理想主义总是将意义的
确证与某种终极的或具体的目标相联系,张承志和张炜也是如此。一种目的论的
理想主义不是容易滑向对人性和个人的侵犯,就是因为过于实质化而走向幻灭,
导致意义的丧失。当传统理想主义终于走向其反面,而留下一片信仰上的废墟时,
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策略拯救理想主义,以回应虚无主义的挑战?史铁生提出,
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因为只要人们眼光盯着目的,就无法走出绝境。
而一旦转向过程,即使“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
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进入这审美
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他满怀欣喜地写
道:“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的悲壮。……
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好运设计》)

    当意义的呈现从终极目的转向实践过程的时候,当目的被消解而过程被空前
地凸出的时候,理想主义终于立于不败之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栖身所在。这是
不能被颠覆,被异化的精神乌托邦,这是经受了虚无和荒诞的洗礼,同时又超越
了,战胜了它们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不再是实在的。功利的,它被形式化,空
心化和悬置起来了,悬置在最具审美价值和非功利的实践之中。这又使我们想起
了加缨,想起了他笔下的那个战胜了荒谬的英雄西西弗斯,也想起了具有现代荒
诞意识的鲁迅,想起了他笔下的那个不知何处是归宿,却仍然要向前走的“过客”。
同样,史铁生在理想的废墟上重建了理想的大厦,在虚无的命运中超越了宿命,
他成了反抗虚无的英雄。

    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一种过程论的理想主义。尽
管它是从个人的苦难中得出的人生真谛,尽管它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人生哲学,
然而,它的意义建构规则和理想落实方式,对于信仰危机以后虚无主义蔓延的世
纪末中国,无疑具有普遍的启示。每个人的信仰对象可以不同,但是信仰的方式
却值得反思。由目的转向过程的理想主义,很可能是经受过虚无主义思想洗礼的
新生代更容易接受的一种信仰方式。

    比较起信仰的方式,理想主义以什么为本位也许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80年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不时所欲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中国人的现代
观念之中,注入以自由为核心内容的个人意识。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都很缺乏个
人意识,它们总是以某种超验的或历史的终极之物为本位,要求人们为之献身和
奋斗,可惜的是,对传统理想主义的反思尚未凯旋,在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
又再次出现了传统理想主义的回归,即以张承志和张炜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
理想固然是好东西,但是要看以什么作为理想的依归。在“二张”那里,我们看
到的仍然是一些“民族”、“人民”、“贫苦民众”等神圣词汇。显然,他们的
理想主义不是自我的精神拯救,而是救世的工具;不是以个人的内在信念和自我
意识作为支撑,而是再一次将自我融化到群体之中。个人在理想之中消失了,个
人成为无足轻重之物,我们很难设想这种非个人化的理想主义对现代人有什么持
久的吸引力。

    相形之下,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似乎是别有境界。从一开始,他的所有困境。
所有痛苦都是很个人化的,因而那些苦难也显得更为真实。史铁生考虑的核心问
题也是灵魂的拯救,但这仅仅是一种自我拯救,并没有赋予任何社会/道德的神
圣使命。史铁生在他的名作《我与地坛》中坦然承认,他当初投身写作的动机仅
仅是“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
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如此卑微的写作动机,在传统理想主义者看来
大概是不屑一顾的,我却被他深深地感动。因为它是那样的真切,那样的诚挚,
显示出生理残缺的史铁生作为一个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反抗命运,争取自身尊严
的非凡勇气,显现出一个生活中的强者所真正拥有的精神力量。


                      ◆真正的精神圣徒是谦卑的

    我特别注意到《我与地坛》初稿的写作日期,那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当
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群体的狂欢,融入了时代的潮流。史铁
生除了那些与众相同的社会良知之外,独独还保留着一分难得的淡泊和宁静,在
人声鼎沸之中静静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是一种清醒的个人意识,一种稀罕的
精神定力,一种即使投身群体也依然保持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能力。在那样的
时刻,只有史铁生才能做到。

    谁也不会否认史铁生的血是热的,他是一个富有激情和理想的人。但在他的
激情背后,总有一种基于个人意识的清明理性。1995年的文坛是热闹而又不乏无
聊的,似乎又重新出现一个只重立场,不重观点的时代,好象谁的立场最坚定,
姿态最鲜明。囗号最激烈,谁就拥有精神圣徒的资格。史铁生对此是有警惕的,
他指出:“立场与观点绝然不同,观点是个人思想的自由,立场则是集体对思想
的强制。立场说穿就是派同伐异,顺我派者善,逆我派者恶,不需再问青红皂白。”
(《“足球”内外》)他厌恶群体性的“立场”,而独重更富个人色彩“观点”,
他的理想主义,与其说是激情的产物,不如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晶。

    比较起救世,史铁生更注重的是救心,对个人灵魂和精神残缺的拯救。但他
并不认为自己手握终极真理,可以以救世主或思想先知自命。他以为生命的意义
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可以对终极发问,却不能赢得终极的解答,自由与爱,
总是以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答案的形态,存在于我们的心灵(《记忆迷宫》)。史
铁生习惯于以一种将心比心的平等姿态与读者对话,与他们进行真诚的思想交流。
真正的精神圣徒是谦卑的,史铁生已经接近了这样的境界。

    在如今甚为流行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中,似乎一讲到理想主义,就
意味着抵抗世俗,似乎神圣与世俗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从精神气质来说,史
铁生是最富宗教感的作家之一(尽管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教徒),然而他对世俗
始终抱着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他看来,神圣是以世俗为前提的,“神圣并不蔑
视凡俗,更不与凡俗敌对,神圣不期消灭也不可能消灭凡俗,任何圣徒都凡俗地
需要衣食住行,也都凡俗地难免心魂的歧途,惟此神圣才要驾临俗世。”(《足
球内外》超凡而不脱俗,是一个圣者的自信和潇洒。正如史铁生所说,上帝安排
了俗世,是为了考验人类,把他们放进龌龊里面,看看谁回来的时候还干净。就
象放飞一群鸽子,看看最后哪只能回来。(《随笔十三》)大概,只有惧怕自己
抵御不住世俗诱惑的“圣者”,才会那般地仇视世俗。真正的圣者总是在俗世又
超越俗世的。

    史铁生的宽容和大度不仅体现在对世俗,而且也表现在对不同的价值观念。
他颇不赞成拉大旗的做派,建议“不如‘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让所有
观点都有表达的机会,旗倒不妨慢举。”(《足球内外》)他明确表示“很多
严厉的教派,如同各类专横的主义,让我不敢靠近”。(《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宽容并不意味着随意,在关系到正义或正当的大是大非面前,史铁生的态度是不
含糊的。然而,在一个现代多元社会中,价值已经与道德发生了分离,一个社会
应该有共同的道德,但可以有多种的价值观。一种理想主义自然有其特定的价值
观,但并不因此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可以对其他价值观“不宽容”。现代社会
的理想主义者,大可不必是充满仇恨的复仇之神,不妨做一个洋溢着博爱的慈善
笑佛。

    史铁生所持的无疑是一种爱的理想主义。与张炜强调“恨”相反,史铁生的
所有希望只有一个,让世界充满爱。爱的哲学,可以是浅薄的说教,也可以是深
刻的生命体验。史铁生的爱心,并非如一般说教那浅薄。因为他的爱是从虚无中
升腾,经历过荒诞的洗礼。他的确在各方面很象加缪,那个“地中海的儿子”加
缪。在他们两人身上,不仅有虚无的,悲观的阴霾,也有爱的、乐观的阳光;不
仅有对荒谬命运的否定,也有对人类情感的赞美,史铁生总是在人的苦难中发现
爱,他相信爱总是与命运的巨大灾难联系在一起。“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
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
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爱的问题存在与否,对于一个人,一个族,一个类,都是
生死攸关,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关。”(《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这就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一种个人的、开放的、宽容的、注重过程的、充
满爱心的理想主义。它以虚无为背景,又超越了虚无,它是人生悲剧中的微笑,
荒谬命运中的浪漫,俗世社会中的精神乌托邦。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史铁
生将会被更多至今仍在虚无中探索的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并日益显现出其跨时代
的思想魅力。(史铁生作品见《务虚笔记》、《中国当代学者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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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顺囗溜》上市销售一空  ◆

    “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後
尽开颜。”熟悉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诗词的人,听到这些仿其七律《长征》诗
韵而作的顺囗溜,难禁莞尔。针对时弊、抨击贪官的顺囗溜,近年来风行大陆各
地;而一本收集这类民间创作的书《百姓话题:当代顺囗溜》,据香港《苹果日
报》说,这本书数万册一上市便销售一空,但因刺中大陆官场痛脚,旋即被当局
列为禁书。

    消息指出,《当代顺囗溜》盗用“中国档案出版社”的名义,并且使用的是
假书号,内容大部分抄自明镜出版的《中国当代民谣》。(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
《关於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出版物中
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内容,并予以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的,将依照中国刑法有关规定,以
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而这类罪名的最高刑罚可处
以无期徒刑和死刑。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出台後,北京、天津、湖北、河北随即
对四宗涉及出版或销售政治性图书的案件进行重判,当事人被处以五年至十三年
的徒刑。)

    中国官场腐败之风猖獗,百姓形容说大陆官场目前已到了“无官不贪,无贪
不官”的地步。由於无处发泄,民间的不满情绪自然诉诸各种囗头文学。於是便
有了《中国当代民谣》。

    正如有顺囗溜道:“一个连一个地抓(贪官),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抓一
个,肯定有漏网的。”形象地反映出官场贪污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
         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
         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後尽开颜。
    这首令人拍案叫绝的顺囗溜,是根据毛泽东的《长征》诗韵而作的,原诗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後尽开颜。

    民间流传的《新四项基本原则》(“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
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则是仿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即邓小平提出的
坚持中共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而作,亦颇为精采。

    这类藉中共领袖的话语而作的顺囗溜,往往伴随着官方的政治宣传而流传最
广,因此也使当局必禁之而後快。

    对贪官极尽讽刺的顺囗溜俯拾皆是:
         “省级干部忙出国;
         县级干部忙吃喝;
         乡级干部忙赌博。”

         “一等人掌实权,点头晃脑就来钱;
         二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三等人‘大盖帽’(执法人员),吃完原告吃被告。”

         “送上美女主动办;
         送上钱财推着办;
         无钱无女靠边站。”

    互联网上已成为顺囗溜发表的新园地,不少网上书库、报刊的电子布告板都
有收集顺囗溜活动,其中一首题为《全国学三森》,惟恐读者不明其意,还特别
加上注释,使之能够流传海外:

         “高级干部学泰森(泰臣为美国拳击高手,曾因强奸案入狱);
         中级干部学宝森(王宝森为前任北京市副市长,因贪污腐败事发自杀);
         小老百姓学繁森(孔繁森是中共树立的清廉干部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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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当代民谣为什麽这麽多?◆

                                                            ·陆非琅·

    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诗经》,而《诗经》中的“风”,
就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民谣集成。时过两千多年,人类从原始走向现代,文学的精
神形态却没有多少改变,还是活跃在美与刺之间,褒与贬之间,真与假之间。文
学从一开始就找到了它的存在价值,它的得以绵延万代的诀窍。

    这也是《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占有特殊地位的原因。其中的《硕鼠》《伐檀》
《关鸠》等脍炙人囗的名篇,至今仍被文学教授们津津乐道,绝不是偶然的,诗
中蕴涵的原始而古朴的艺术魅力当然是重要因素,然而丰富的社会内容、以及遥
远的生活图景,更令人着迷。

    读《诗经》也常不解,先人们何以舍弃其他而独锺情於诗歌?是歌唱的需要,
还是因为诗歌这一形式与人类固有的情感形式更为合拍?时至今天,当我怀着复
杂的情感和漂泊的思绪,读着从中国大地上激流般到处奔涌的数以千计的民谣时,
突然感到对诗经时代的先民们有了一些理解。原来“温柔敦厚”的社会底层经过
风雨的砥砺、时间的剥离和权力的压迫也会发出一种委婉、曲折而持久的声音,
那种声音就是民谣,也只能是民谣。

    也难怪,民谣里躁动的情绪最多的不是嘲讽、忿懑、憎恨,而是深深的幽怨,
也许还有无奈与茫然。


                           ◆官僚腐败令人发指

    民谣里出现得最多的是关於官僚腐败。中国现有世界最庞大的官僚体制,仅
党政机关干部就有八百万之多,相当於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人囗。“一杯茶,一
支烟,一张报纸半遮面,来了公文画个圈。”这是中国机关干部的基本工作画面。
是官不做事,做事不是官,有些干部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工作就是喝茶、抽烟、
看报。下面一首民谣,活脱脱勾画出现代干部“样子”:“下来像一个办事的样
子,进出像一个贵宾的样子,吃喝像一个过年的样子,返回像一个打猎的样子。”

    官僚的可怕之处还不在於吃喝玩乐,不在於耗费了多少公帑,使体制过於膨
胀,而在於这些官僚制造事端、延误时机。看一看中国的各行各业每年有多少失
误、交纳多少“学费”,就不难知道官僚的危害有多深。它早已超越了制度的内
涵,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一种集体意识,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土壤。

    如此官僚体制,熏陶出来的干部也是五花八门,高高在上者有之,养尊处优
者有之,不学无术者有之,而官僚与腐败一脉相承。关於腐败,中南海每年都要
讲,然而违法乱纪行为越来越多,案件越来越大,犯罪层次越来越高,不能不让
人思考,这究竟是因为什麽?

    既打苍蝇也打老虎,是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来的囗号。实际情况则是“老虎
作报告,狐狸拍手笑,耗子满街跑,苍蝇倒霉了。”这当然与中国的司法体系有
关,具体说来与中国的人治体系有关。“公检法,是工具,专政从不当儿戏,不
服气,欠修理,主动权在党手里。”

                        ◆  司法腐败是社会乱源

    一个社会的腐败,没有司法制度的配合是断然行不通的。司法制度的腐败,
还反映在公检法工作人员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等方面。有一首民谣叫《五类警察》,
流行面颇广:
         一坏交警队,站在路中乱收费;
         二坏刑警队,还没破案先喝醉;
         三坏防暴队,本身就是黑社会;
         四坏城管队,地痞流氓加土匪;
         最坏治安队,赶走嫖客自己睡。

    有关警察敲诈勒索、仗势欺人的事情时有所闻。他们视手中法律为特权,“权
力不用过期作废”,在这一心态支配下,什麽样的怪事都会发生。更有甚者,公
检法干部公开向民众索贿,已不是什麽秘密。中共法制建设距司法规范化还有很
远的路要走,在一首民谣这样写道:“毛泽东领导了一片穷光蛋,邓小平领导了
一批贪污犯。”


                        ◆  吃喝之风愈演愈烈

    腐败的另一面是吃喝,而吃喝之风愈演愈烈。许多公营单位吃得“只剩下文
件柜”仍不尽兴,还在吃关系单位、下级单位。北京某媒体不久前刊载一幅漫画,
名曰《官场现形记》,描述一名衣着华美、收受大批礼物钞票的干部锒铛入狱,
另一名穿着朴素,仍能好官我自为之,因为後者将所有好处都吃进肚子里了。酒
桌文学也应运而生。比如:“遇到能喝的,你跟他耍赖,遇到不能喝的,你跟他
比赛。”

    毛泽东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正好相反,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在一些干部看来,吃饭可以交流思想、增进感情、加深理解。许多难解的纠纷、
难办的事情,几杯水酒可以搞定。


                       ◆  民谣中的民怨与民情

    也有不少民谣反映了民生民情民怨。对於社会乱象,民众究竟怎麽想?他们
的自身处境又是如何?某些民谣,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走向发出了警讯,比如:
“毛泽东坏,毛泽东坏,毛币一分顶一块;邓小平好,邓小平好,硬币一块顶一
毛。”这不只是民众表现了民众某种怀旧情绪,也表明他们对货币贬值、通货膨
胀的不满。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民众生活有所改善是事实,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
不少农民,依然处在贫困线也是事实。而那些通过旁门左道发家致富的人,更令
他们气结,因为那些人要麽是“八旗子弟”,要麽是有职有权。“做官靠後台,
赚钱靠胡来”,本份的人只能“出力流汗加苦干,到头来还是穷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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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原刊
《隧道》(Tunnel)— 《隧道》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創刊於中國大陸境內,由境內活動人士辦刊(據連勝德自述);編輯之一為李永銘,與連勝德及自由中國運動合作(據連勝德自述);二〇〇〇年境內辦刊者被捕後,由連勝德接手續辦,續出於 freechina.net 至二〇〇一年(據連勝德自述)。
原址
http://www.freechina.net/tunnel/99/Sd9902c.txt
Wayback 抓取日期
2000-01-19(時間戳 20000119230352,web.archive.org)
重建日期
2026-11-15(FreeChina.live 歷史檔案區重建,任務 PUB-20261115-015)
重建說明
原文照刊,一字不改;原檔為 GB 編碼文本,經 GB18030 解碼轉為 UTF-8,解碼抽驗無誤。原刊卷首、卷末所載編輯部聯絡地址為當年公開刊印資訊,經 Rob 2026-11-15 裁示照原文保留並在此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