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闻史并非始终只有单一声音。中华民国建立后，新闻出版在法律层面获得了新的空间，报刊与公共舆论迅速发展。学术研究指出，袁世凯去世后，中国报业出现明显繁荣，并进入当时“前所未有”的新闻自由时期；到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全国仅日报就约有300种。
但这段历史并非始终自由。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反对派报刊受到压制；在其强化个人统治、推动帝制复辟前后，新闻空间尤其收紧。因此，讨论北洋时期的新闻史，应同时看到两个事实：一方面，多元报业、公开评论和公共舆论曾获得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这种自由缺乏稳定制度保障，仍可能被政治权力收回。
值得记住的，不是军阀政治本身，而是现代中国曾真实出现过一个较为活跃的新闻公共空间。它提醒我们：新闻自由的长期价值，不在于依赖某一位统治者的宽容，而在于能否通过宪法、法律和独立司法获得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