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第三十六期

發行日期:1997-11-17(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重建錄 PUB-20261115-015

編者導言

本期為《隧道》第三十六期,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發行。本期共收錄7篇,首篇為〈我的一份在哪裏?〉(金言)。次篇為〈誰之社區?爲什麼分享艱難?——關於“新現實主義小說”的反思〉(陶東風)。另有〈“少數人首先富起來”〉(嶽剛)等篇。本錄依 freechina.net 存檔之原始文本檔 sd9711c.txt 照原文重刊,字形、版式悉從原檔,不加改動。

本期要目

  1. 我的一份在哪里?(金言)
  2. 谁之社区?为什么分享艰难?——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反思(陶东风)
  3. “少数人首先富起来”(岳刚)
  4. 世界银行促进中国扩大两极分化(刘宇凡)
  5. 企业卖光 职工踢走(蔡月梅)
  6. 中国工资之谜(白文广)
  7. 又有二百万人挤进吃「皇粮」的行列(武卫)

正文(原文照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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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11.17             (sd97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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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 我的一份在哪里?                    金 言

 ⒉ 谁之社区?为什么分享艰难?
      ——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反思         陶东风

 ⒊ “少数人首先富起来”                  岳 刚

 ⒋ 世界银行促进中国扩大两极分化              刘宇凡

 ⒌ 企业卖光 职工踢走                   蔡月梅

 ⒍ 中国工资之谜                      白文广

 ⒎ 又有二百万人挤进吃「皇粮」的行列            武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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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社会公正目前在中国是一个受到极大忽视的问题,为了获得经济发
展,一些原本被视为基本的原则纷纷被放弃,社会底层的人被要求做出牺牲,他
们的命运也越来越不被关注。这一期刊登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一些文章,不一定出
于我们同意其中的观点,而是为了让大家听到这方面的呼声。


            ◆ 我的一份在哪里? ◆

                             ·金 言·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即使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心里却在诅咒
著寒气逼人。相反地,我们满怀热望迎来一波又一波改革浪潮,得到的却是越来
越糟糕的处境。在有一部份人日益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巨富的同时,我们却在
成批成批地下岗、待业,蝇蝇苟生……

  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般地步?

  我们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看见别人发财、暴富就愤愤不平。相反地,那
些在改革中暴富起来的人,板著冷冰冰的脸嘲笑我们,似乎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
能和懒散而理该遭遇如此境遇。可是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暴富是得益于这样一
条政策,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好一个“让”字!

  我们有幸出生在新社会,生长在红旗下。我们一出生,就被告知:我国是一
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马克思曾经说过,幼年时期的孩子不懂得有一个独立人
格的“我”存在。同样,在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中,对于个人财产权提出强
烈要求的“我”也很难从社会群体中分离出来。

  我们并不为我们的那个“我”如此之晚才觉悟到要从公有制群体中独立出来
而感到沮丧。相反地,我们一向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是这个社会群体
意志的体现。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分子,应当尊重群体的选择。我们为公有制的国
家贡献了全部精力。我们不计报酬,不讲个人积累,把全部劳动成果奉献给了公
有制群体,并丝毫也不怀疑公有制国家的管理者会管理好我们的财产。但是,严
酷的事实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这些无私和善良的人面临著被淘汰的危险。那
些改革的设计者却还责备我们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他们要求我们与先富起来的人
去“公平竞争”!众所周知,所谓公平竞争应该是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而不是“让”一部份人先跑一段,然后才宣布比赛开始。我们有权利对这种比赛
提出异议。在个人资本日益成为生存竞争重要因素的市场经济时代,我们有权利
要求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共同起跑线。自然而然,我们想到了我们曾经为之奉献过
的公有财产中有我们的一份。

  我的一份在哪里?

  从来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不奇怪。因为公有制的设计者,
即共产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们为公有制社会描绘了一幅灿烂的美景。在这一社会中,
国家的财产是公有的,个人的劳动成果也属于全民所有。个人不必也不允许积累
再生产的资本,他只是按计划领取一份微小的基本生活资料。商品交换在这一社
会中仅仅流于形式。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满足于相互的蒙蔽之中。因此,从来也
不会有人提出这一没有答案的问题。可如今形势在变,变得十分急迫了,说是要
产权明晰,说是要资产重组。那么,我的一份在哪里?

  我的一份究竟有没有?我们用不著用“公有制”这一偏正词组的构词逻辑去
证明那个“有”确实存在著(否则,它应该叫做“公无制”)。我们曾经以“一
颗红心,听从安排”的理念,辛勤劳作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忍辱负重,如蚁似
牛,默默地为国家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当我们听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多少多少的
年终喜报,心里就洋溢著欣慰和喜悦。

  可是,近来常听说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心急如焚。如果这种流失是指管理不
善,人为损坏倒也罢了;如果是指流失到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手里去了,那就糟了。
我们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产,却异化为围剿我们的力量,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电视台新闻透视节目中曾经报导说:一块用于房产开发的地块,工程还未启动,
地产已经几经易手,地价上了天文数字,国有资产流失到某些人的腰包里去了。
当我们需要解决住房困难的时候,又不得不出高几倍的价钱去买回本来就属于自
己的一部份。这叫什么事儿?这简直跟绑架差不多!

  市场经济的社会是激烈竞争的社会。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可是我们还未参与竞争就已经败下阵来。这种局面,我们是无法接受的。我们也
有两只手,我们也有智慧和才能,我们不愿意被贫穷所困。我们不得不声明:不
讲公平的竞争,其结果我们是不会承认的。

  我们有没有要求明确我们的一份在哪里的权利?

  开明的国家领导人应该会扪心自问: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可是好长一段时
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这句话了。没有听到过这句话,并不说明这个问题不存
在。我们从来也没有宣布过要放弃这个权利,尽管我们似乎没有办过委托手续。
我们有一双勤劳的手,我们有善于当家理财的才能,我们还不至于愚笨到要别人
为我们的理财能力操心的地步。

  我们曾经有过好时光。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就象人民的政府热爱我们一样。
我们相信为人民谋福利是政府的宗旨。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总是怀疑自己
的能力,它总是未经我们同意,一会儿将国家的政治权利轻率地交给什么革命组
织、造反团体,一会儿又将国家的经济权利轻率地交给什么开发公司、倒爷中心。
好象我们注定无法直接得到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必定要由那些不负责任、贪婪自
私的人来控制和操纵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始终生活在捉摸不定的折腾之中。一会
儿文化大革命,一会儿经济革大命,吓得我们灵魂深处直抽痉,生存威胁的恐惧
笼罩著我们……

  我们善良,我们勤劳,我们有权利要求不受生存安全的威胁,我们有权利要
求不受贫穷匮乏的威胁,我们有权利要求过安全体面的生活。如果没有人能体会
到我们的处境,那么,“我的一份在哪里”的呼声将是我们为自己的权利而呐喊
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的一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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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之社区?为什么分享艰难?
          ——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反思 ◆

                             ·陶东风·

  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的、也可以说是艰
难的时刻,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热情被重新唤起;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
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小说,被称之为“新
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的回归”。有的评论文字把它称作“社区文学”或
“分享艰难的文学”,因为此类小说的关注焦点是社群(如国营工厂或乡镇)而
不是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其主要代表作家有:谈歌、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
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编》、《年底》,何申的《年前
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等,成为评论界的关
注热点。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
人民勒紧裤腰带共同抗饥荒的情景,想起社会主义大家庭、互助合作、等等,等
等……;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的“艰难”及其“分享”
当然也不同于50、60年代。

  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许多
国有大中型企业与贫困乡镇(所谓“社区”)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艰难时期),
由于社区因种种原因无法适应市场导向的社会发展趋势,陷入重重危机。这一严
重的社会问题被一些小说家敏感地捕捉到并反映在小说中,从而形成了所谓“社
区文学”及“分享艰难”的主题。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主要有两类不同的角色,他们分别出于不同的动机
与原因,分享着不同的艰难。


           ◆ “伦理”让位给“责任”

  第一类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
厂长经理),如《分享艰难》中的西合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
以及《年底》中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作为处于改革第一线的基层干部以及
对自己属下的生存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他们最深彻地感受着改革的艰难,
而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
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两个著名范畴。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
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
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
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
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他可以采用在伦理
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
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属工具理性),无论
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

  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
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社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
念放在首位;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
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在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
这个烂摊子而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他们所领导的“社区”,或者是经济处于贫
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经济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
头等大事。而小说要反复告诉我们的是:为了维持“社区”的生存问题,这些干
部们就不得不屈从于责任伦理而把信念伦理暂放一边;而又由于社区的经济台柱
都是一些在改革开放中发迹的道德败坏、不学无术的暴发户,所以所谓责任伦理
或分享艰难说到底不过是要为这些人的不法行为提供方便或“妥善处理”。

  比如《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
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
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嫖娼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
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
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
孔太平的行为离信念伦理已经相当遥远。从信念上讲,他与洪塔山截然对立;从
感情上讲,他根本不喜欢他。如果听从信念伦理的话,他甚至恨不得枪毙洪。但
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
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
否则经济就要垮台。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在当今中国居然成了对于人民“负责”
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再比如,在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等小说中,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
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国家单位的大小头头)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
但是,厂领导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
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妓女玩);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
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
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大厂》中厂长吕建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要
把那位因嫖妓而被抓的河南大户郑主任设法放出来。这样做当然绝对违反了吕建
国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
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厂子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
要让人家嫖娼。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用吕建国的话说:“要说我心里话,我恨不
得你们(指公安局)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可我得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嘴发愁啊。”


           ◆ 匪夷所思的“分享艰难”

  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
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
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包庇恶
人已属极不正常;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
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勤恳忍让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
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
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
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
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
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
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为什么?
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

  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
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的基本权利来分事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
艰难?

  通过以上两种人的两种对于艰难的分享,我们可以发现:“分享艰难”的文
学(姑且沿用这一称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
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
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
缺乏道德基础。这是此类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人们为了“社区”的生存与发展
(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作许多事情,甚
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

  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以经济成就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新现实主义”
小说要告诉我们的恰恰是:这种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至少在当
前的中国)。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中,掌握在专门吃喝玩
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钱都让混蛋赚
走了”);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
生命需要。应当承认,这些基本上是中国目前的事实(虽然在小说中不无夸张)。
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一般都是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
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
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分享艰难或社区利益至上。


           ◆ “艰难”是社会体制造成的

  但是,“分享艰难”作为事实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而作为我们的小说家与
评论家在面对这一事实时开出的药方则是误导的甚至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
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与
紧张是怎么造成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紧张,我们
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固然,
金钱会使人堕落,这里有人性的深层原因(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此作出过
深刻的描写),不是社会环境或社会体制所能全部解释的;但是在此我更愿意强
调:象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
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原因。象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
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市场规律使然,而是因为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
的土壤;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反省。相反,我
们看到,绝大多数此类小说常常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是在表现
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
试图人为地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比如,
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明证(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
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
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尤其是在《大厂
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
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厂的同时吸纳该厂的所有成员。
小说安排了吕建国的“人有情”(价值理性)与章东民的“市场无情”(工具理
性)的较量场面,最后当然是信念伦理战胜了工具理牲,经济法则与道德法则终
于携手共进。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
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
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似乎只要把人
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
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决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
大潮下泯灭,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
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如田毛毛
及其父亲、小李、章荣等等)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
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
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可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
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
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悔过以后卖轿车的钱可以解决两个月的工资。贺玉梅
献出一万块私房钱、袁家杰在道德的感召下把技术卖给了乡镇企业可以有限地缓
解厂子的财政,等等)。但是决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
补西墙的困顿中。

  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
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
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象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
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
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所以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
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
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
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
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
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
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中国特色的现象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
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
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渡过艰难的
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
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
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
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
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


         ◆ 专制原则的社区不值得为之牺牲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象工厂、乡镇这样的社区(暂
且沿用这一术语)所存在的艰难与困境;它们是怎么造成的,如何解决,而为了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些所谓“社区”的性质是什
么?它是依据什么样的价值原则与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它的合法性基础是什
么?如果我们不否认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必须以自由民主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
那么,答案就很简单,合理而健康的社群(共同体)必须是以自由民主的价值原
则与权力关系为基础的,它应当由具有明确的个人权利的公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
成。人民之所以自愿地组成社区,是因为这样比之于孤立的个人更能保障个人的
权利与自由。所以,人们维护社群的利益,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益,而
不是相反。我们不能无条件地维护社区的利益,或者无条件地把社区的利益置于
个人权利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分享社区的艰难说到底是因为这是我的社区,它
的利益与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效忠于社区(共同
体)的利益才是善的,才是与自由的原则与个体的自身利益不相矛盾的,才是美
德的基础和核心。“介入到政治关系中就需要摆脱任何的从属地位,自由是德性
的运用与美德的获得的先决条件。”(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译本,第20
0页)。所以不能笼统地谈是否应当效忠于共同体或者这种效忠是不是善或美德
的标准。关键在于社区是以什么原则建构的,如果它是依据专制主义的原则建立
的,是以对于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剥夺为前提的,那么,这样的共同体就是不值得
效忠的,效忠它不仅不是美德,恰好是自己把自己降格为奴隶。

  中国古代与现当代都没有以自由为原则的共同体。因为在中国古代,无论是
家庭还是行会,还是国家民族,其建构和联系的方式与原则恰好是违反自由原则
的,其核心从理论上看是儒教的等级伦理,从实践上说是一套严格的等级秩序,
个人在等级化的专制共同体中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自由,更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
49年以后中国的极权主义政体更使得所有的社会共同体事实上都已经“单位化”
(政府组织化、党组织化、行政化),它不但不是起着保护个人自由与利益、防
止中央集权、党与政府专制的作用,而是成为政府与党的组成部分。街道居民组
织、各类经济组织、文艺团体、学术团体,无不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是政
府控制个人的有力手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社
区”(共同体)。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的问题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历
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社区无法在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自由的关系,无法起到保
护个人权益的作用,而这说到底也是当今中国的社区无法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它使得社会内部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极为不合理,使得部分人(如洪塔山、郑主任
之流)使用种种不正当手段假公济私、中饱私囊、鱼肉百姓。所以,根本的解决
之道应当是强化社区中的自由民主原则、以之来瓦解社区中残留的专制主义,而
后才有可能使社区的利益与人民自己的利益相一致。为了这样的社群分享艰难才
是值得的,也是真正有利于社区的健康发展的;而如果社区的原有“权力结构没
有得到瓦解,分享社区的艰难就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丧失个体的应有权利的
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不合理的社区的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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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数人首先富起来” ◆

                             ·岳 刚·

  有时,我甚而很刻薄地想:眼下只有口号,没有理论。

  证据就是有些道理在作为口号流行时,连小学生都能天天挂在嘴边上,但作
为理论本身,连大小理论家也未必能细解、深解。

  譬如,“允许少数人首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连中小学生在作
文中都时时引用的话,但若是向理论家们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少数人
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顺承关系?怕是越具有
真学问的理论家,越是不敢于冒冒失失地回答“有”。

  “少数人首先富起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历
史的、世界的常例。几千年中的地主,几十年前的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官场代表,
都曾是“少数富起来的人”,眼下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不乏这种“少数”,但基
此而富了“共同”的例子,少到近乎没有。因此,一见“少数”富了起来,就代
表“共同”去欢呼,去陶醉,实在仍是一种愚民意识。几十年前,中国曾对“少
数富起来的人”实行了两次大剥夺,一次叫土改,一次叫公私合营,就是因为看
出了那“少数”的富,与“共同”的富,不仅没有因果关系或顺承关系,而且前
者对后者有强大的排斥性、压迫性。

  如果说社会制度不同了,有社会主义制度做保障,就能使“少数”的富,合
乎逻辑地延续成“共同”的富,那就得将这个口号注解得细腻些,补上一点不可
遗漏的内容,例如:一,允许什么样的人首先富起来?二,在他们富起来之后,
要求他们富成什么模样,什么德行?三,用什么手段将“少数”的富过渡到“共
同”的富?如果这三条注释不清,或于社会运转中体现不出,所谓“允许少数人
首先富起来”就根本算不得什么新见识,即使戴上个“邓小平理论”的帽子,也
不过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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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银行促进中国扩大两极分化 ◆

                             ·刘宇凡·


  世界银行的报告《2020年的中国》,表面上关注到中国贫富悬殊、贫污腐败、
弱势群体、环境污染、失业等各方面问题。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包装而已。采取世
界银行的具体建议,只会令中国的上述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世界银行针对上述问
题所开出的药方,就是全面市场化与私有化。在这个原则下,对那些原本应是免
费或低价的社会服务,世界银行全都建议今後要提高收费:

  ——农村水费要提高;

  ——取消对医疗价格的管制,使「价格与成本更紧密地挂钩」;

  ——养老金要工人参加供款;

  ——对学生收取更高的学费等……

  大家知道,尽管过去十八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富悬殊也急剧增加,程
度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严重。这种提高付费,会使贫困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世界银行表面上对待不同阶级的人一视同仁,然而,它反对「强制规定男女
同工同酬」,理由是这只会「促使雇主不愿雇用妇女」,结果将「事与愿违」。
表面上是为妇女著想,实际上是迎合资本家的需要。

  接著,世界银行报告承认,妇女因为生育及哺乳,而需要有关的福利。可是,
雇主难道会欢迎吗?当然不会。世界银行作出什麽建议呢?迫使雇主设立上述福
利吗?是,但又不是,它的建议是……挖肉补疮:「允许她们在接受有关福利时,
以减少(!)其他福利的形式或以降低工资(!)的方式为这种福利付款。」

  世界银行极力鼓励中国进行私有化,甚至认为要「禁止在竞争性部门建立新
的国营企业。」世界银行承认,这样「可能会引起失业人数的暂时增加」,但「更
加自由化的贸易制度给经济带来的长期增长的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调整费
用。」

  但是,问题在於:怎样确保国有财产的私有化,不致变成官员及商人贪污及
化公为私呢?世界银行所作的建议,不外是加强法治,甚至主张设立香港式的廉
政公署,然而,这一切都只是隔靴搔痒。中国之所以没有法治,恰恰因为中国没
有民主。政府的统治日益受到世界银行及IMF的监督,但完全不受人民的监督。
可是,世界银行的报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民主。相反,它简直是一往情深地把目
下中共政权视作最佳的合作伙伴,对它的不民主统治不加丝毫批评。世界银行这
种做法,客观上不仅是继续鼓励和纵容中共的不民主统治,而且是鼓励和纵容各
级官员在私有化浪潮中贪污舞弊,化公为私。

  世界银行知道私有化将造成几千万工人失业。它以「将来会变好」来安抚人
们。可是,这种安抚只是空话。倘若将来诺言不兑现,世界银行会来负起责任麽?
到时他们会取消中国所负的债务麽?还是只会加紧追债?事实上世界银行过去几
十年,在第三世界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世界平面上
的贫富悬殊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有什麽证据证明这种私有化的冒险在
中国会有成功的希望?

  中国需要改革。但需要的不是方便官员与资本家发大财,人民却连起码的政
治自由与就业保障都缺如的改革。

  中国需要的改革,是一种让劳动人民掌握政治及国民经济的最高管理权的民
主改革,一种既不让官僚也不让金钱势力掌控一切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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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卖光 职工踢走 ◆

                             ·蔡月梅·


  十五大之后,不少地区出现以一刀切的方法,把“卖”作为中小企业转制的
主要方法,统统卖给个人。

  在一些地方企业拍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在于
拍卖不是采取公开竞标的办法,而是政府行为,由主管局决定,指定由原厂长购
买。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后果:贱卖。因为是政府你要我卖,所以购买者就向主管
部门讲价钱,讨价还价,往往把企业资产低估。有的还转移财产,漏估应收款等。
其次名为个人购买企业,实行购买者也不必拿现金支付。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
期限五年或更长,经营者只是把企业每年产生的利润支付就可。即使要拿出一部
分资金,也由该企业的名义和作押,向银行借贷。所以一些地方等于把企业白白
地送给了个人。

  在企业拍卖和重组过程中,对职工的安置简单化的情况也十分突出。买断工
龄,一脚踢,成为一些地方安置职工的主要方式。补偿最多不超过万元左右。这
样低的补偿费是不足以职工维持日后的基本生活。重组后的企业,除留下有技术
的或年青有用的职工,多数当成包袱甩到了社会。从眼前来讲,某些职工出于“与
其在企业受穷,还不如先拿到钱再说”的心理接受了。但这些钱能维持多久?当
花完了,最后仍会找政府,政府能脱得了干系?因此,卸包袱实则是卸不掉的,
只是留下了隐患和后遗症,为日后社会不安定种下苗子。

  企业大量卖给个人,对职工买断工龄,从效果上看,并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
解决企业困难。职工反映:企业卖掉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也卖掉了,留厂的成
了雇佣工,离厂的失去依靠。这对职工是心理创伤。同时,企业卖给个人,由于
个人财力有限,以后企业也较难上规模,对企业的投入反而更少,企业缺乏技改
动力,形不成新的增长点,更会走下坡路。事实也是如此,以这种方法转制的企
业,多数没有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也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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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工资之谜 ◆

                             ·白文广·


  据有关资料显示,同前几年的脑体倒挂不同,1996年的中国工资分配格
局是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乏力。国有企业职工年均工资为6269元,低于全
国国有单位职工货币工资的平均水平。事业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6282元,同
国有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基本持平,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则达6
358元。


             ◆ 机关急剧膨胀

  1996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出现了下降局面,而事业单位、机关单位人员
急剧膨胀,仅党政机关人员就增长了48万人;垄断性行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给行业、交通运输邮电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从业人数上升了41万
人,而竞争性行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批发、零售贸
易、餐饮业;采掘业)下降了262万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专家认为,首先是由于国有企业不景气,效益下降
所致,政府宏观调控也是重要原因。国外一般都是企业工资水平高于机关,特别
是重体力劳动行业、高温作业行业、危险行业、石油勘探业、建筑业都是高薪行
业,而在我国,政府为制止企业随意涨工资,加强宏观调控,1996年劳动部
出台了工资控制线,规定各企业工资水平不得比全国平均工资水平高出80%,
但这条规定却对金融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无约束力。

  事业单位收入状况虽好于企业,但同机关相比仍相形见继。有人认为,工资
改革的思路一开始就是错误的。1993年工资改革将科研部门列为财政差额补
贴单位,国家只负担事业单位一部分经费,一些基础学科由于创收困难而影响了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国家财政应当加大对弱势学科的
支持力度,使科研人员能安心工作。现行工资制度仍未触动平均主义,工资、补
贴仍是平均发放。


          ◆ 不匹配的工资、收入和消费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资收入只是反映了各行业职工工资单上的收入状况,而
未包括各单位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也未包含以实物补贴形式发给职工的消费品,
如福利性住房、各种生活、娱乐设施及不定期发放的各种补助,这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工资“含金量”。等值的工资在各单位实际价值相差很大。大学教授一般住
二居室住房,而机关处级干部都能分到三室一厅住房。

  按照北京市目前市场上的房租水平,机关工作人员仅分配住房一项就已经数
倍超出其名义上的工资收入。现在考察分配关系既不能看工资,也不能看收入,
而应看消费。据了解,一些人工资水平不高,工资外收入也不多,但消费能力惊
人。公车、公用电话乃至赌博、出入于高级豪华娱乐场所,消费的都是公款。工
资“含金量”的不同,使国家对特殊岗位、特殊地区的津贴已失去其应有的实际
效果。


        ◆ 行业垄断部门:亏损大户也是收入大户

  劳动人事部门一位长期从事工资研究的专家说,现在工资分配关系极不规范,
接工资单来统计职工工资收入掩盖了部门间收入的真实差距。在真正的市场经济
条件下,各部门都应得到大致相近的平均利润率,而现在行业间收入差距太大。
今天的收入差距不是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甚至也不主要
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效果,而主要取决于所从事的行业。一些垄断行业利用特权,
将亏损的包袱甩给国家,却为本部门谋取高额收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6
年银行系统平均收入为8406元,月均700元。但据知情人透露,实际上远
远不止此数,建设银行总行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其工资单上工资为80
0元左右,但实际收入在2000元以上,而在建行北京市分行却高达5000
元左右,各种灰色收入尚未计算在内。今天,电力、金融、交通、邮电等所谓“国
民经济命脉”部门既是亏损大户,又是“金饭碗”部门,所靠的正是对经营权的
垄断,而不是经营效益的提高。有关人士反映,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使一些行业垄断部门建立自己行业内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这些行业职工在退休
后仍能享有这种垄断特权带来的收益。


           ◆ 政府部门:自己给自己定工资

  现在招考公务员时,报考人数是录用人员的10多倍,机关工作人员的相对
较高工资和政府官员的特权是吸引人员向机关流动的原因之一。公务员工资增长
不是政府机关同其它部门公开竞争的过程。国外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公开招聘,其
工资由经济专家按照一定参数根据同等能力人员在其它部门的相近报酬来确定,
国内政府机关最大的问题是工作没人监督。国内机关部门工资缺乏透明度,国家
的分配政策是由政府部门人员确定的,他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收入。公务员有权
力给自己定工资,虽然基本工资由中央部门确定,但是各部门都有权力给自己发
补贴,这些权力得不到立法部门的监督,这种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涨工资的作法,
从长期来说对政府自身也是有害的。现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同事业单位特别是从
事基础学科研究的人员相比,工资己显过高,庞大的公职人员成为社会的沉重负
担。

  高薪养廉应有三个前提:一是不能背离社会公正的原则,工资是一个社会的、
历史的、道德的范畴,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水平来搞高薪;二是机关人员精简,
形成一支高效、廉洁、精干的公务员队伍;三是公务员工资水平应由社会各界协
商,充分听取各界意见,不能由政府部门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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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有二百万人挤进吃「皇粮」的行列 ◆

                             ·武 卫·

  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个关於就业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令人惊讶的
发现:由於居民实际收入持续低幅增长,私营经济不活跃,不少居民重新向往国
家机关及事业单位。该调查报告指出:城镇职工减少,机关人员增多,这是今年
就业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业人员增速趋缓,职工总人数持续
减少。但是,拥有三千多万在职大军的机关、事业单位却再度出现膨胀,又有二
百多万人挤进吃「皇粮」的行列。

  据统计,今年六月全国城镇职工人数为一亿四千六百七十一万五千人,比上
年同期减少十八万七千人。机关单位职工人数却持续膨胀,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一百三十五万人,上涨幅度为百分之三点八,增加的人数大致与国有企业减少的
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相当。各种事业单位人员膨胀的势头更猛,今年上
半年增加了一百零七点九万人,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分析说,这一现象与十五大倡导的深
入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体制改革的形势相背离。一方面,企业经营不善,效益下
降,收入不稳定,许多人看重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不仅「旱涝保收」
且能稳中有增,因而想方设法往机关和事业单位挤靠;从另一方面看,近期机构
精简工作进展缓慢,几乎任何一个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精简消肿工作都不理想。甚
至有的单位的精简只是换换牌子或者改变经费渠道。还有些地方和系统为了在机
构改革中扩大地盘或「占据主动」,借机增加事业机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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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原刊
《隧道》(Tunnel)— 《隧道》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創刊於中國大陸境內,由境內活動人士辦刊(據連勝德自述);編輯之一為李永銘,與連勝德及自由中國運動合作(據連勝德自述);二〇〇〇年境內辦刊者被捕後,由連勝德接手續辦,續出於 freechina.net 至二〇〇一年(據連勝德自述)。
原址
http://www.freechina.net/tunnel/97/sd9711c.txt
Wayback 抓取日期
2000-09-28(時間戳 20000928170850,web.archive.org)
重建日期
2026-11-15(FreeChina.live 歷史檔案區重建,任務 PUB-20261115-015)
重建說明
原文照刊,一字不改;原檔為 GB 編碼文本,經 GB18030 解碼轉為 UTF-8,解碼抽驗無誤。原刊卷首、卷末所載編輯部聯絡地址為當年公開刊印資訊,經 Rob 2026-11-15 裁示照原文保留並在此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