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言
本期為《隧道》第一百一十五期,一九九九年九月八日發行。本期共收錄三篇,首篇為〈中國怎樣擺脫無賴國家的形象〉(楊小凱)。次篇為〈講政治好還是講利益好?〉(亦遠)。另有〈紅色高棉時期柬埔寨華人的遭遇〉(齊堅)等篇。本錄依 freechina.net 存檔之原始文本檔 Sd9909a.txt 照原文重刊,字形、版式悉從原檔,不加改動。
本期要目
- 中国怎样摆脱无赖国家的形象(杨小凯)
- 讲政治好还是讲利益好?(亦远)
-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齐坚)
正文(原文照刊)
【】【】【】【】【】【】【】【】【】【】【】【】【】【】【】【】【】 【】 【】 【】 【】 【】 隧 道 【】 【】 【】 【】 TUNNEL 【】 【】 【】 【】 【】 【】 第 一 百 一 十 五 期 【】 【】 【】 【】【】【】【】【】【】【】【】【】【】【】【】【】【】【】【】【】 1999.9.8 (sd9909a) ÷÷÷÷÷÷÷÷÷÷÷÷ 本 期 目 录 ÷÷÷÷÷÷÷÷÷÷÷÷ 1 中国怎样摆脱无赖国家的形象 ·杨小凯· 2 讲政治好还是讲利益好? ·亦 远· 3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 ·齐 坚·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E-mail地址给我们,请寄:voice@earth ling.net,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tunn el@earthling.net。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 中国怎样摆脱无赖国家的形象 ◆ ·杨小凯· 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於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 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 (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国际社会选择了後者优先的原则,并有 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国际关系法的 大变化。 人类历史上可与这个大变化相比的有“偷窃应受罚”原则的确定,“私有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界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确定。 这些道德准则的确立是法律制度的基础。而道德准则确立和变化的过程是一 个公共选择过程(布坎南,1975),与自由市场中做买卖的私人决策过程并 不一样。道德准则的形成与意识形态的演化有关,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契约那么简 单。 对这类公共选择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偷窃应受罚”这种道德 准则形成为例来说明。“偷窃应受罚”看似是种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实则,其 形成过程非常之复杂。首先我们应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这一准则并不被社 会公认,迟至十七世纪的美洲,印地安人之间“拿别人的东西”不算“偷”,在 共产党国家,政府偷抢私有财产的行为也不算偷。第二,我们应认识到,每个人 都会有对此原则的“免费搭车”态度,也就是说谁都愿意看到这原则对别人的偷 窃行为实行,但谁都不愿当警察去执行这原则,或不愿交税出钱雇警察来执行此 原则。第三,假设我们有了税收制度来养警察来执行这一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 这警察所需的公权力创造了垄断公权力的机会,这警察本身会利用此垄断权力来 偷窃公民的财产。第四,强制执行此原则的过程,因为惩罚有非人道後果,坐牢 限制人身自由,错判(就像科索沃战争误伤平民和中国大使馆一样)更是会造成 非人道後果。因此,偷窃一旦发生,公众可能会有“朝前看,不究既往”的“人 道”倾向。而这就使司法制度不具公信力,盗贼也会因此而猖厥。在这种情况下, 当一个公正的警察可能是四处不讨好,因此,人们更不愿意“路见不平,拔刀相 助”。 这说明,“偷窃应受罚”要形成法律制度,不但有形成社会共识的困难,还 有没人愿意当警察或警察趁机打劫的困难。 我们先谈科索沃事件如何克服了这些困难,再来谈谈它与中国民主和政党政 治的关系。 巩固早在十二、三世纪就形成了地方自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伦敦有十三世 纪以来就由公司管理,国王只通过公司收税,而不直接治理。英国的封建制度产 生了诸侯会议:小国会,此後国王的收税都要通过与国会讨价还价来进行。国王 不可未经国会批准加税的制度形成後,重大的政治冲突更是由此而生。英国大革 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因国王与国会因税收发生争执而生。英国光荣革命後,中 央政府成了虚君共和政府,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民选产生早是英国的传统。 美国早在独立战争前就是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的议会都是民选的。不少美国 的开国元勋过去都是殖民地议会的领袖。 欧洲由於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的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 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二次大战後,成为自由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 各国之间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 战後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公民投 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德国。西欧用“住民自决”、“公民投票”这一套解决有争 议的领土纠纷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决则,被历史证明是对社会整体最有利、最公平 的解决领土纠纷的办法,因为它是和平和长治久安的保证。所以,住民自决,公 民投票、公民选举、地方自治这一套成了自由欧洲深入人心,获取共识的意识形 态和道德准则,违反了它,就像做了贼一样,一定要受罚。反对制裁违反这一原 则的人无异於为盗窃辩护。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能理解为什么自由欧洲和北约会毫无异议地全力支 持北约制裁南斯拉夫,法国几乎事事都要与美国唱唱反调,但在这样大是大非的 原则问题上,谁敢为“贼”辩护? 苏联垮台後,南斯拉夫也不得不接受地方自治这一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因 此各加盟共和国都多少实行了地方自治。现在南联邦内的各加盟共和国政府都是 地方选举的。 由於科索沃地方政府要求独立,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用联邦政府的 武力去打地方民选政府,这在自由欧洲人看来与希特勒打波兰并无原则差别。欧 洲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他们已有了共识,这种事一旦 被容忍,欧洲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和平。 而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苏联时代,中国领导人只认国界不可侵犯, 不承认地方自治权,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决这些意识形态和道德 准则。大多数中国人受政府误导,以为这又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没有道德准 则可言。而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也支持国内的“义和团”式的意识形态,看不出 这是类似於指责抓贼的警察,借口警察行动中有失误而完全否认警察行动的正当 性。在西方看来,中国政府的行为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看见行窃,他假装看不见, 有人见义勇为出面当警察抓贼,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而扭住见义勇为者不放, 一付无赖的样子。而不少中国人都有意无意当了这无赖的打手。这种机会主义行 为实在是被世人非常看不起的。这种行为没有正当性,极端不道德。 对於这一些欧洲人有共识,连南斯拉夫也做贼心虚,不敢逞强。但是欧洲人 在警察行动上对於其平民的代价和不坚定的警察行为的代价并没有高度共识。北 约和美国在这方面没犯错误,他们了解新欧洲需要警察,而最大的危险是没人愿 当警察,没有愿出钱执行警察行动,或警察的合法暴力不够强大时,整个自由世 界警察制度就不具公信力。连基辛格也认识到,一旦制裁南斯拉夫的警察暴力行 动开始,这场战争就一定要赢,否则世界上就没有国际警察的公信力。这里自由 世界容易犯的错误是公众心太软,高估误伤平民的代价,而低估警察失去公信力 的代价。中国的非民选政府就利用一般公众对警察合法暴力公信力重要性的不了 解,而煽动支持盗贼的情绪。 俄国政府在科索沃事件中也是相当机会主义的。它後来参加维和部队时有明 显的利用这一参与谋取一国家私利的机会主义倾向。北约国家是否也有这类利用 警察的垄断权追求某些人私利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呢?我的看法是这种行为受到 两大限制,一个是自由欧洲和美国各国的民主制度使各国执政者在国内没有政治 垄断权,因而不可能毫无限制地追求当权者私利。二是北约内有一套相当完备的 制衡机制,少数强国也不可能不受限制地追求一国私利。 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赢得了国际警察的信誉,自由国家都相信她在 执行警察职务时是中立的,美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她处理波多黎哥和夏威夷都 是用公民投票,住民自决解决的,没有用暴力扩大领土的野心。二次大战後,美 军军事管制日本,执行警察功能真正是非常公正。尽管日本宪法和很多早期法案 都是美军当局起草,但事事都按民主程序,由日本国会通过(或公民投票通过)。 一旦日本的宪政体制上了轨道,美军马上撤出。 美国并没有利用其警察特权有意削弱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 里我必须澄清中国人和欧美人对警察一词的不同理解。在中国人看来警察就象大 陆的公安一样,利用警察权力欺压百姓,追求一己私利甚至警察保护警察的走私 活动。但在自由世界,警察整体而言与政党不一样,它是中性的,不能追求一党 一派的私利。因此有人愿意做中性的国际警察,它是自由世界形成世界法治和秩 序的条件,这国际警察正因为其不偏不倚,严守中立,所以是令人敬佩的。以美 国目前在科索沃的警行动而言,她不但要保护阿尔巴尼亚人不受迫害,也要保护 塞尔维亚人不受报复和迫害,而且由美国人出钱,不要塞尔维亚人或阿尔巴尼亚 人出钱(美国国内有不少人担心这笔巨额费用),这样无私的见义勇为而又中性 的国际警察,不是令人敬佩吗?中国的警察能做到这样不谋一党之私,中性地用 强大的合法暴力保护所有个人的合法权利吗?显然不能。首先,中国政府不承认 地方自治,住民自决,因此,它有类似领土野心的用暴力征服台湾和西藏地方自 治政府的倾向,或不允许基於自由选举的地方自治。第二共产党政权肯定是为一 党之私利服务,它天然是用警察垄断性暴力推行国家机会主义。例如用警察暴力 迫害反对党,用警察暴力压制自由结社等等。 现在我们谈谈科索沃事件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党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分 两步来讨论,一是国际政治与中国民主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 前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界的冲突非常类似这次科索沃事件中的冲突,它们都是 中国的意识形态、道德准则与西方的冲突。以义和团为例,冲突与中国政府对结 社和宗教自由的态度有关。西方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前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互相迫 害,到英国光荣革命时,终於形成了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自由结社的道德准则 和意识形态。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很难自愿接受这些,但由於各国政府之间的激 烈竞争,没有政治上的大一统,这一原则终於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变成共识。 上个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因此,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 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实际上是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 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 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 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这是中国庚子之乱的根源。客观 地反省,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当时的行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民 国以来,国民政府改变了这种行为,在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宪政秩序上向西方 靠拢,逐渐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此而上升。至二战结束,中华民国成了联 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但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却向野蛮和国家机会主义行 为倒退。二十年改革,不改变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宪政秩序,只是开放经济, 结果六四事件和科索沃事件中,再次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当年类似义和团和清政 府的孤立地位,这样继续下去,可能还会因为坚持野蛮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象 南斯拉夫和当年的清政府一样受到正义的文明世界之警察行为的惩罚。比如,中 共如果武力进攻民选的台湾政府,它一定会受到国际警察和司法制度的武力制裁。 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共想象韩战和越战一样,又要做贼,又不受罚再也不可能 了。 中国要想重建自己在文明世界的国际地位,应该学习当年法国和德国的经验 教训。十九世纪英国宪政秩序和民主制度,使其强大起来,法国却因专制制度而 落後,法国在拿破仑时代企图重新赢得欧洲的领导地位,他推行拿破仑法典,废 除贵州等级特权,用平等、博爱、自由、自由结社、公共教育制度等真正形成了 法国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但拿破仑以暴力征服别国,最後受到神圣同盟的警察 行动制裁。德国为了赶上来,在俾斯麦治下,大力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实行君主 立宪,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这些新制度改革也使德国重新强大起来。但是对外 的武力扩张却是德国的惨痛教训。直到二次大战後,终於欧洲都接受了住民自决, 地方自治这一套长治久安的解决领土和国家之间纠纷的制度。 比较欧洲和中国,欧洲的政治制度演变是以多个小国之间的平等竞争为条件 的。如果欧洲出了个秦始皇统一了欧洲政治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如此快。而中国 太大了,政府领导人和特权阶层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可以人均收入 是台湾的十分之一还坚持落後的制度不变。在欧洲十八世纪,法国的人均收入低 於英国1/3,法国就爆发大革命,非要改制度不可。但是科索沃这类事件,美 国和统一的欧洲对中国也有强大压力。如果中国政府对这强大压力的反应象清政 府那样迟钝,中国有可能乱起来。但如果中国的反应象德国、法国、日本对美国 成功经验的反应那么灵敏和积极,在制度改革,特别是政府制度改革上下大功夫, 则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台湾、南韩政治制度改革快都是因为他们国家小,国际竞 争的压力大,所以他们的反应比较快。从这点而言,科索沃这类事多一点,对中 国刺激大一点,对中国政府的大国政治垄断地位打击大一点,对中国的政治改革 会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因此中国领导人如果头脑清醒,应该模仿国民政府的策略,在意识形态、道 德准则、法律制度方面向西方靠拢,以提高其国际地位,改变机会主义、野蛮人 的形象。这会加强国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然後用开放地方选举,逐步实行地方 自治,再开放自由结社。逐渐过渡到宪政体制,用强大的合法国家暴力保护个人 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中国政府目前是反其道而行之,严禁自由结社,压制或放慢地方选举和 地方自治的发展,外交上与文明世界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对抗。这些政策使中 国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消失,人民的革命情绪不断发展。 这样下去,中国可能重蹈满清的复辙。特别是共产党制度在政治权力转移方面甚 至不如君主制成熟,执政者并没有对国运长期负责的长远打算,当了领导人更关 心的是利用元首地位在各国旅游。加上共产党长期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使其在 公众面前没有可信承诺的公信力,因此中国向民主宪政转轨的最大困难是一个有 公信力的强大的合法警察暴力的真空。 一个可能是,中国的警察暴力足够强大,但它被用来侵犯公民的自由结社地 方自治,自由选举的权力。因而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衰减,终於形成政府合法 暴力的真空。这时就会出现“六四”时的局面,谁也无法控制局面。防止这一局 的有效方法是尽快开放地方选举、地方自治、自由结社,使得地方民选首长有合 法性极高的警察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也使反对党的组织程度提高,使反对党领 袖能约束反对派群众。这也会使共产党处理与政治竞争对手的关系和应付助选的 能力迅速提高,因而使整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和稳定性提高。 我们都乐见後一种局面逐渐形成,而不希望前一种局面持续下去。□ 【】 【】 【】 ◆ 讲政治好还是讲利益好? ◆ ·亦 远· 最近中国四件大事,一是江泽民发动的党内三讲运动,另一个是镇压法论功 的全民运动,还有一个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新近则是李登辉的两国论。 三讲是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由江泽民主持,据说是继毛泽东42年延安 整风,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之后,中 共又一个里程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即将出台的江泽民学说奠定了基础。 讲政治当然是搞意识形态。 镇压法轮功是防止邪教取代中共的思想统治,也是搞意识形态。 几个月前的科索沃战争已经尘埃落定,中国在这场战争之始就旗帜鲜明的站 在南斯拉夫联盟这一边,中间经历了出乎世界意料的大使馆被炸事件,中国民族 主义的高涨,最后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唯一弃权的国家而告一段落,也是 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 两国论似乎是一个民族问题。但两岸同文同种,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还会给台独机会或者借口吗? 在今天刚刚起步市场经济的中国掀起如此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在文革之后 尚属首次。各级领导人集中搞三讲,业务全暂时停止,颇像当年学习毛语录的雷 打不动;清查练法轮功的一般人和文革中各单位清理阶级敌人如出一辙,乘飞机 的安全检查竞然包括搜查携带的书籍,老人去北京也要被查问是否练法轮功,完 全不按法律办事;基层反迷信砸了不少庙宇,活话就是破四旧。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全知道在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 就走到了濒予崩溃的边缘。文革时叫突出政治,邓小平晚年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是防止突出政治的。不料邓去世没几年,现在中国经济正在一个低谷,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中共非但不淡化意识形态,反而大讲政治实在是令人费解。 以李鹏为首的中共保守派认为轰炸中国大使馆,李洪志在美国遥控法轮功和 在台北的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全是美国战略的一部份。新左派据此说现在是内忧外 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借口企图围堵中国,称霸世 界,因此在内政和外交上全应当突出意识形态。新左派实际上提出一个根本性的 向题:在现代世界午台上讲政治还是讲利益? 如果把话拉的远一点,看看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外交战略,应当承认,斯 大林这个不亚于希特勒的独裁者,在外交战略上是颇有远见的,是符合苏联利益 的,是五十年贯穿一致的,即使是今天的俄国外交政策仍受其影响。 斯大林的外交战略是和西方划分势力范围,从而把苏联提升为世界第二个霸 权国家。在欧洲苏联信守势力划分,但在第三世界通过他国不断向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挑战。美国固然是苏联的假想敌,但苏联真正防范的是中国。苏联从不希望 中国强大,和西方搞好关系。斯大林不但利用中国牌挑战美国,而且一箭双雕造 成中美无法和平共处。现在解秘的朝鲜战争文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苏联存在的 战后四十多年里,谁是苏联的敌人从来没有改变过。 美国在战后一直企图和中国保持一种较为友好的关系,但因为其内政(麦卡 锡时代),历史(台湾)和外交(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因素,美国未能把握 好这一战略,表现出几次摇摆。但杜鲁门,甘乃迪全表现过这种意向,直到尼克 森才明确为国策。以后的美国总统,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在竞选时 如何攻击中共,上台之后和中国发展关系全是“变本加厉”。 中共的外交在战后五十年基本上是按意识形态制定的,现在虽有改进,但仍 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局限。这使得中共的外交极不成熟,往往在短时间内反复180 度大转弯。所有的亲密“朋友”无一例外全曾经成为过凶恶的敌人,如苏联,北 越,北朝鲜,阿尔巴尼亚;所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全一度成为伙伴,如美国,印度 尼西亚,南斯拉夫,刚果,马来西亚,泰国。虽说国无长敌,但也不能一事一变, 令人无法适从。究其根本原因,除中共不培养专业外交家之外,主要是把意识形 态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所至。 笔者试图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一下中国在科索沃战争上的外交得失。 中国对欧洲,特别是巴尔干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民族所知极为有限。中国 在巴尔干和美国,欧盟以及俄国不同,没有直接的利益。这应当是中国外交的基 本点。 中国在巴尔干有间接利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对台湾,西藏和新疆的潜在影 响。此外人们似乎忽略了欧盟在欧洲的统一对中国的影响。 不妨先看一看第一个间接利益,人们谈论最多的对台湾,西藏和新疆的潜在 影响。似乎如果中国不支持南斯拉夫,明天北约在美国的带动下就会要求进驻台 湾,西藏和新疆。这是否杞人忧天了呢?如果说西方讲人权是假的,那么西方进 驻台湾,西藏和新疆会有什么收益呢?也许有人认为分裂中国,中国就不会强大, 符合西方利益。姑且如此。我们分别看看: 在西藏发生的中印冲突,恰恰是中国和印度的领土之争,而不是西藏归属或 独立的问题。印度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好过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和欧洲完全没有能 力入侵西藏。没有外国的直接支持,西藏独立根本无法进行。 在新疆的民族冲突历史上来源沙俄和苏联,现在来源阿拉伯的极端民族主义。 而推行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是伊朗,是阿拉伯国家的某些教派,偏偏这些国家和 中国的关系明显好于和美国的关系。这次北约支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是西方 第一次武力支持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共宣传机构天天揭发阿族解放军的劣行 而只口不提塞尔维亚族的暴行。这样如何争取新疆离心主义分子的人心?这等于 告诉新疆少数民族:我有舆论导向,怎么镇压你们全可以。而这种似乎西方会介 入的说法给了新疆离心主义分子误导,使他们以为只有把事闹大了,西方才会介 入。中共在科索沃的理论结果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 台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平心而论,中共的不少做法是伤害了台湾人们的感 情。中共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一个政府,仅仅称为当局。那么台湾人民 五十年争取民主,发展经济的努力不就全否定了吗?台湾人民流血牺牲争取来的 民主选举原来是选一个当局。这岂不过分一点了吗?中共当年在江西井冈山成立 苏维埃共和国,连名字全是外国的,也不能据此说中共分裂祖国吧?(这个国大 约是STATE不是COUNTRY)。中共经常说台湾问题和德国,朝鲜问题不同,那是国 际上造成的,但中共又说台湾可以和香港,澳门一样实现一国两制,可香港和澳 门是殖民地,台湾早已不是殖民地了。因此统一中国必须摆脱言词上的争论而从 实质上着手。 东德和西德是一国分裂最彻底的国家了。从国际上讲,东西方全对统一德国 抱有戒心;两个德国在世界主要国家全建立了使馆;两个德国全是联合国成员, 从内政上讲两个德国互相依国家元首地位访问,交往。可以说是彻底的分裂。但 德国却是四个分裂国家中到目前为止唯一和平统一的。这不能用意识形态的消亡 来解释,归根结底是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成熟的民主政治决定的。 试看中国今日,如果是台湾统一大陆,则台湾人将在大陆指气颐使,看不起 大陆人民,自封为救世主,最后激起民愤,不是被打被杀就是被赶出大陆。 同样如果大陆统一台湾,红眼病泛滥,如蝗虫过田,未必好过当年跨海的国 军。 于是就要搞一国两制。问题是当年为什么共产党要革命,要推翻中华民国? 不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好吗?否则哪有台湾独立一说呢?中国今天的分裂来源于中 国国共两党的独裁,不允许反对政见,反对党无法合法和平存在,只好另成立个 政权搞暴力反对党。 在台北总统府对面有八个大字:“自由民主,统一中国”,在李登辉抛出两 国论之后看起来格外刺眼。笔者站在标浯下不由在想这八字口号是政治策略也好, 是政治谎言也好,恰恰是国共两党近八十年腥风血雨互相残杀的借口。看一看毛 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怎么会想到中共是坚决反对多党制呢;听一听今天国民党大 老回忆当年特务的恐怖,又如何相信蒋介石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呢?我们中国 人的公仆们什么时侯可以抛弃意识形态,或者说抛弃冠冕堂皇的愚民政策,为民 为国办点实事呢? 回首五十年的中国不统一,令人惭愧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恐怕是促进了国共两 党和大陆台湾的进步。大陆有一个词叫落实政策,还有一个词叫照顾海外关系。 笔者常常在想,如果五十年代初期中共解放了台湾,文化大革命会惨烈到何地步? 在现在中国大陆引进的外资中,超过一半的是台资。如果四十年前统一了,这笔 可观的资金不但没有了,台湾还要和海南岛一样去找外资,中国经济的启动将慢 的多。苏联垮台之后,多少俄国人羡慕中国有台湾呀! 科索沃问题涉及民族和宗教,大陆和台湾是同一民族,无宗教纠纷。作为中 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应当有信心。 中共直到现在还在抨击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泛炸,杀死多少无辜平民。事 实是自古以来,战争全泛杀无辜。只有在今天,历史上头一次,有了聪明炸弹, 减少了无辜百姓的牺牲。应当承认是一个大进步,尽管效率并不高。按中共的道 德逻辑,中共只好放弃武力统一台湾。因为以中国今天的技术或今后一二十年的 技术,在武力攻台时是一定造成无辜百姓大批伤亡的,而这些百姓是大陆人的同 胞,多数是反对台独的。中共领导人总不会痛惜塞族的生命甚于台湾问胞的生命 吧? 若以一言概括中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的间接利益,笔者认为中共今天在科索沃 的外交和宣传上其实对解决内政是很不利的。 再来看看第二个间接利益。这个问题可用另一个方式提出,那就是统一的欧 洲对中国有利还是动荡的欧洲对中国有利? 北约和欧盟虽然不能等同,但欧洲的统一是通过欧盟实现的,是依靠北约保 障的。今天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和美国抗衡的主要力量是欧盟。当然这 种抗衡不是武力对抗,也不应该是武力对抗。这种对抗在二十一世界经济立国的 时代,防止一国垄断经济是非常必要的,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如果欧洲继续动荡, 欧洲只能依靠美国,如果欧洲统一,欧盟就不必看美国眼色行事。试看战后欧洲 包括这次参战最积极的英国全开始了摆脱美国的外交活动就是一个证明。 巴尔干是二次大战后斯大林和西方共同瓜分的地区,所以才出现了亲西方的 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今天俄国的表演是为了他在欧洲的利益。他对中国完全 是利用,明明商讨好一致要求北约先停止轰炸,南斯拉夫再撤军。但在安理会上, 俄国却投了赞同票,迫使中国孤立地弃权。看到不少网友和大陆文章为俄国突然 进军科索沃叫好。只能说是为民族情绪模糊了民族智慧。 中国这次在科索沃问题上陷入了意识形态的老巢,又企图代替苏联成为和美 国抗衡的带头人,是外交上幼稚的表现。北约支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是得 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赞许的。中国的立场得不到中东的支持,因而在联合国显得 孤立。 邓小平生前对中国的外交提出不称霸的战略要求。应当承认是有眼光的。所 谓不称霸,当然不是指不主宰世界,那不用邓小平说,中国也不可能办到。笔者 理解是不挑头,不要向象毛泽东时代当正义的仲裁者,不要支持亚非拉的革命。 中国这次的外交是明显违反了邓的主张的。 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情绪化。归根结地是要落实在国家长远利益上。 文化大革命时中共在外交上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修正主义,打倒各国 反动派,支持世界革命,民族主义不可谓不强;在内政上中共大搞阶级斗争,意 识形态登蜂造极,其结果是无损西方和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资本主义”地区 的发展,反而使中国大陆远远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极大地损軎了民族利益。没 有文革中国今天很可能己经统一了。现在中国绝不能再蹈文革覆辙。美国,欧洲, 俄国,东南亚,非洲和南美和大洋洲上百个国家,各有千秋,全在一个地球,全 在为本国利益联纵。中国国内有太多不公平的事要全体国民努力解决,顾不上那 么多国际打抱不平的事。要讲国民利益,讲民族利益,讲国家利益,不要再讲政 治了。 【】 【】 【】 ◆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 ◆ ·齐 坚· 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不久前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 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 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 更是一起鲜为人知的排华事件。 ◆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 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华侨人口有 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 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1946一1949年期间,华人由30万猛增 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 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则达60万之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一1979年) 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管从阶级分 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受柬埔寨 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 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 华人被红色高棉划人“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 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 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侦。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 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 1974年4月28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 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 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 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 暴政与劫难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 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1979年1月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 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 惨绝人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 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 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广。破坏之烈,而成为 波尔布特集团暴政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人约40余 万人。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受 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可是 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 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 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 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 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 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 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 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 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 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 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无人烟的深山密 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 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 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虐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帧、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 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 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 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 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 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 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 为了解决粮食匾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 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 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 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 自1976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 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造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 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 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以上。 ◆ 衣村合作社中的超强度劳役与饥荒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要建立社会主义 社会的物质基础,全国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红色高棉建国后,不是着眼于 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而是单纯地执行“以农立国”的政策;在组织人民从事农 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井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 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 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 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 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 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 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 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 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有丝毫的偷 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 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 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要农民集中 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 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 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 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 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 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 “安卡”巧取豪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 如被发现,轻则罚绝食一、二天,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 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 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 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 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 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 “清理阶级队伍”,肃反扩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但尚未像 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杀。 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 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 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1977年6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目前 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一是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 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二是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 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 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 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 不仅包括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商 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经 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 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等地,还发展到屠杀一切城市移民 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使是柬共内部 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兔。而 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 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 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破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暴政馨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 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措施,都给 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 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 此而自尽。 ◆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 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无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 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 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 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 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 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 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 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 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 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 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一一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力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 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 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 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