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地方军阀化和新的权力垄断?

旧政权崩溃之后,最常见的结局不是民主,而是碎片化:各地实力派各自为政,新的强人以“维持秩序”为名建立新的垄断。本系列第七问与第八问的教训早就说明了这一点: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失败,省宪运动夭折,共同的原因是没有全国宪政框架的地方自治,迟早会变成割据的借口。

防止军阀化与新垄断,必须同时堵住三条路:军事上不让任何人拥有私人武装,财政上不让任何地方截留全国性税收,政治上不让任何职位变成终身制。三条路堵住一条,另外两条迟早会被绕过去。

一、军事上:不许有私人武装

第一条防线是军队国家化(见本系列第二十四问的结论,本问引用而不展开):一切武装力量统一归属国家指挥,禁止地方拥有独立武装,地方武装与民兵必须收编或解散,武器逐项登记。地方安全由受法律约束的警察负责(见第二十二问的分工结论),警察向法律负责,不向地方实力派负责。

历史的教训在这里最为直接:省宪运动时期,各省的实力派都欢迎“自治”,却没人真心想要“联省”——省宪成了军阀合法化的工具。没有国家统一指挥的武装,地方自治就只剩下一盘散沙的“省自治”,而散沙最容易被最有枪的人重新捏成一块。

二、财政上:分权必须配审计与公开

第二条防线在财政。地方财政自主是必要的,但自主必须配上审计与公开:地方预算公开、转移支付规则法定化、全国性税收不得由地方截留、地方债务全额公开。没有审计的分权,不是自治,而是给地方诸侯发执照。

中央与地方如何分配财政权,是本系列第三十二问的主题,本问前向引用而不展开。但可以先定下原则:分权的规则应当由宪法与法律确定,而不是由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讨价还价得来的分权,实力强的地方拿得多,实力弱的地方拿得少,最终仍然是强者通吃。

三、政治上:选举、任期与自由是护栏

第三条防线在政治:地方首长与议会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任期限制;媒体自由让地方的滥权行为见光;司法独立让受到侵害的人有地方申诉;政党竞争与公民组织让任何垄断者都面对挑战者。这四样东西缺了任何一样,地方选举都会变成走过场。

还需要记住本系列第十六问的前提:民主制度不会在旧政权崩溃后自动出现——它需要被有意地建立起来。同样,本系列第十七问提出的问题也适用:重建不能仅靠中华民国(台湾)现有政府的移植,大陆自身的制度——选举、议会、法院、媒体——必须就地生长。移植的制度没有根,风一吹就倒。制度建设的速度可以因地制宜,但方向不能含糊:每一次地方选举、每一次预算公开,都是在为全国性的宪政秩序打地基。

四、全国框架与地方自治的平衡

三条防线之上,还需要一个全国框架。地方自治需要全国宪政框架的保护: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均权设计(见本系列第九问的结论)试图回答的正是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又不分裂——中央管全国性事务,地方管地方性事务,争议走宪法与司法程序,而不是走武力。

平衡的两面都要守住:一面是中央不得以“统一”为名取消地方自治——取消自治的地方,居民对新秩序的认同会迅速流失;另一面是地方不得以“自治”为名拒绝全国性的基本权利保障——一个可以随意剥夺居民权利的地方,算不上自治,只能算小号的专制。七法示范文本中与地方自治、权力制衡相关的制度选项(拟议中的示范法,不是现行法律)可以作为讨论起点;最终的规则,要由未来宪政秩序下的立法程序来确认。

中央与地方发生争议时,应当走宪法与司法程序解决:由独立的宪法审查机构裁决权限归属,双方都接受裁决结果。任何一方以武力或单方面行动解决争议,都是对宪政框架本身的破坏——今天用武力解决争议的一方,明天就会成为新的垄断者。争议解决程序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双方最有力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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