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

政治转型之后,一个最容易引起争吵的问题是:旧体制下的几百万公务员,是不是人人都有罪?如果回答“是”,转型就会变成一场无边无际的清算;如果回答“否”,真正的罪犯又可能混在人群中逃脱。正确的出发点不是数人头,而是区分责任:不同的人,在旧体制中做了不同的事,就应当承担不同的责任。

区分的第一条标准,是行为,不是身份。一个人是否承担犯罪责任,不取决于他属于哪个单位、穿过哪身制服,而取决于他亲手做过什么:是否实施过或直接下令实施过迫害、酷刑、非法拘禁、谋杀等行为。这些行为本身构成犯罪,无论以什么名义执行。相反,一个只办理日常行政事务、执行常规命令、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公务员,所承担的是行政责任——他在旧体制中扮演过角色,但没有犯下罪行。身份说明一个人曾经在哪里,行为才说明一个人曾经做了什么。

一、标准是行为,不是身份

旧体制的规模决定了这条标准的重要性。大陆中共政权统治时期的国家机器雇佣了庞大的人员:从中央部委到乡镇办事员,从警察、法官到学校、医院的行政人员,其中绝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维持社会日常运转的工作。把他们一概视为罪犯,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法操作:新制度仍然需要这些人维持公共服务(见本系列 Q18 的留用原则)。反过来,真正的犯罪行为也不会因为披上“执行公务”的外衣而消失:下令抓捕异议人士的官员、动手施加酷刑的警察、伪造证据的办案人员,他们的行为有具体的受害者、具体的时间地点、具体的档案记录。区分责任,就是把“体制中的角色”与“个人的犯罪行为”分开:前者接受职务审查,后者接受司法审判。

二、上级命令不是免罪符,也不是定罪的全部理由

“我是奉命行事”这句话,在转型后的法庭上会出现很多次。它的效力应当被严格限定:一方面,上级命令不能为犯罪开脱——执行杀人、酷刑、非法拘禁命令的人,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这些行为在任何文明的法律秩序中都是犯罪,执行者不可能不知道。另一方面,仅仅“服从过命令”本身,不能成为定罪的理由:一个按规程盖章、按预算拨款、按上级指示起草文件的办事员,没有因为服从而成为罪犯。判断时应当看几个具体问题:这个人是否主动选择了犯罪行为,还是在胁迫下别无选择?他是否从犯罪中获得特殊利益?他是否有机会拒绝或消极抵制?这些问题的答案,要靠档案、证人证言与行为记录来证明,而不是靠出身、履历或单位标签来推定。

三、行政责任应当如何处理

不承担犯罪责任,不等于不承担任何责任。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应当通过职务审查程序来处理,而不是刑事审判。审查的内容包括:这个人在旧体制中的职务层级、参与决策的程度、是否积极推动过迫害政策、公众投诉记录。处理的方式也应当与刑事惩罚区别开来:去职、降职、在一定年限内不得担任特定公职、公开说明自己的职务行为。审查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防止旧体制的骨干继续掌握新制度的权力;审查的程序必须有保障:当事人有权申诉、有权要求复核、审查标准应当公开。没有程序保障的职务审查,很容易滑向黑名单政治——今天以“清理”的名义撤掉一批人,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撤掉另一批人。

四、为什么区分对转型本身重要

区分责任,不只是为了公平,更是为了转型能够成功。如果不加区分地清算,旧体制的全体人员都会感到自身难保,他们最理性的反应就是抱团抵抗、拖延交接、销毁档案;转型将失去维持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人才,也失去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区分得当,大多数人可以安心留用、接受监督,真正的罪犯则面对司法程序,社会的裂痕才有可能弥合。这条界线,也是法治与报复的分水岭(见 Q28):法治要求对每个人的行为单独判断,报复则是按群体标签集体惩罚。一个转型如果从集体惩罚开始,它就已经背离了自己声称要建立的制度。区分责任,就是向全社会证明:新制度惩罚的是行为,而不是身份。

五、证据与程序:如何证明个人行为

区分责任的原则确定之后,最难的是证明:如何证明某个人亲手做过什么。证据主要来自三个渠道:档案——命令、签批、审讯记录与人事档案;证人——受害者、同事与下属的证言;行为轨迹——职务、权限与时间线的交叉印证。单一证据往往不足:档案可能被销毁或伪造,证人记忆可能偏差,职务记录只能证明人在场、不能证明人动手。因此,定罪应当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为标准:档案与证言吻合,时间线与职务权限吻合,才足以认定个人行为。证明标准还应当区分场合:刑事审判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宁可放过、不可错判;职务审查适用较低的标准,但同样需要证据,不能凭传言或出身定案。

程序保障与证明标准是一体两面:被告人有权知道指控的内容、有权获得辩护、有权质证证据、有权对决定提出复核;审理应当公开,判决应当说明理由。没有这些程序,区分责任的标准即使写得再清楚,也会在执行中走样——审查者会倾向于用群体标签代替个案证据,因为标签省事、证据费事。程序的繁琐,恰恰是对抗这种偷懒的屏障。转型初期的司法资源有限,案件数量庞大,务实的做法是按严重程度排序:先审理涉及杀人、酷刑等严重犯罪的案件,再处理一般的职务审查;排序不是拖延,而是让最有限的司法力量先用在最应当惩罚的行为上。

六、和解的另一半:受害者参与与社会修复

区分责任还有另一半工作:受害者的参与。受害者不应当只是审判中的证人,而应当是转型正义程序的参与者:有权了解案件进展,有权在量刑与职务审查中陈述意见,有权获得平反与赔偿程序的信息(平反赔偿的衔接见本系列 Q29)。受害者的参与,不仅是对个人的尊重,更是对程序的监督:当受害者能够旁听、质询、申诉时,司法程序就更难被暗箱操作。参与还需要配套的支持:法律援助、心理辅导、作证保护——没有这些支持,参与的权利只是一纸空文,许多受害者会因为无力、无助而不敢走进法庭。

社会修复是区分责任的最终目的:当社会看到,犯罪者受到了与其行为相称的惩罚,普通公务员经过审查后留任,公共服务得以维持,人民才会相信新制度既讲原则、也讲分寸。修复还包括社区层面的工作:加害者与受害者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同一座城市,完全的隔绝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社区对话、公开道歉、共同参与地方事务,都是修复裂痕的办法。区分责任的意义,最终不在于把人群切成两半,而在于让社会在分清是非之后,重新学会共同生活。

继续阅读

参考资料

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繁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准备中,完成后将在此页提供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