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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092｜政治冷漠的根源是什么？会带来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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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 2026-10-21

CCE-100 公民教育工程 · 总目录 CCE-092 条目

政治冷漠的根源是什么？会带来什么后果？

摘要：“政治冷漠”听起来是一个清楚的词，其实把三种不同的情况混在了一起：真的不关心，想参与却缺少条件，以及有意识地选择不参与。把它们分开，才谈得上追问根源和后果。本文先用中华民国（台湾）总统选举1996年到2024年的投票率数据，说明投票率的起伏本身并不能说明“冷漠”；再梳理政治学里的几类解释——资源、心理投入和被动员的机会，以及制度是否让参与有意义；然后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地方选举研究中一个有意思的争论：到底是政治效能感高的人更愿意投票，还是更倾向于缺席？不同的调查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关于后果，本文介绍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关于“不平等的参与”的论证，也介绍对它的质疑。结论是：衡量政治冷漠，先问“谁没有参与、为什么”，再问“参与有没有意义”；而投票率只是起点。本文也列出了没有读到的材料和不能下的判断。

一、先分清：三种“不参与”

假设一个人在选举日没有去投票。把他归为“冷漠”之前，至少要区分三种可能。

第一种，不关心。他对公共事务缺乏兴趣，也没有形成对任何候选人或议题的看法。这是通常所说的冷漠。

第二种，想参与但没有条件。他没有时间，或者不知道在哪里投票，或者不具备理解选票内容所需的知识，或者没有人邀请他、动员他。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资源和机会问题。

第三种，有意识地选择不参与。他对选举有看法，甚至很关心，但认为参与没有意义，或者以缺席表示不满。这有时被称为“抗议性弃权”。

三种情况在统计上一模一样——都是“没投票”——但原因不同，后果不同，改变它们的办法也不同。如果把第三种当成第一种，用宣传“投票光荣”去回应，只会让人更觉得不被倾听。

二、根源：政治学里的三类解释

关于为什么有人参与、有人不参与，政治学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分析框架，叫“公民志愿模型”（Civic Voluntarism Model）。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政治学手册中，有一章介绍了这个模型的最新发展，把政治参与归结到三类相互关联的个人因素：资源，包括时间、金钱和公民技能；对政治的心理投入，包括对议题的强烈关切；以及是否被邀请参与、是否接触到动员[1]。这一章还指出，这些因素本身是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宗教组织和非政治组织的经历中积累起来的[1]。

这个框架至少给出了三条检验线索。第一，缺资源的人参与少，这是第二种“不参与”。第二，缺少心理投入的人参与少，这是第一种。第三，没有人邀请的人参与少，这一点往往被忽略：很多时候，人不是不愿意，而是从来没有人问过。

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制度这一条。假如选举的结果与你的生活毫无关系，不参与可能是一种理性的判断，而不是缺陷。后面两节会看到，对这一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材料都有话可说。

三、中华民国（台湾）：投票率的起伏说明了什么

中华民国（台湾）自1996年起直接选举总统。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和媒体对选委会主委发布结果的报道，历届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依次是：1996年76.04%，2000年82.69%，2004年80.28%，2008年76.33%，2012年74.38%，2016年66.27%，2020年74.90%，2024年71.86%[2][3][4][5]。

从2000年的高点到2016年的低点，下降了16.42个百分点；2020年又回升了8.63个百分点；2024年再次回落。这条曲线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起伏很大。如果把投票率下降理解为“台湾社会越来越冷漠”，就无法解释2020年的回升。同一批公民，不太可能在四年里先变冷漠、再变热情。更合理的解读是：参与的意愿随选举的竞争性和议题而变化。这一解读是本文的推测，投票率数据本身不能证明它。

第二，数字背后有很多人没去投票。2024年总统选举，选举人数为19,548,531人，投票14,048,310人，投票率71.86%[2]；没有投票的人约为550万（本文用两个官方数字相减得出）。当选人赖清德得票5,586,019张，得票率40.05%[2]。也就是说，没有投票的人数，比当选人的得票数只少约8.6万。中央社的报道指出，中央社的报道指出，赖清德的得票率是继2000年陈水扁（得票率39.30%）以来，首次有总统当选人得票率未过半[6]。这个对比不是为了说明“当选者缺乏正当性”——该选举的结果合法有效——而是提醒：“沉默的多数”是真实存在的一大群人，即便这群人里相当一部分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投票。

第三，不同类型的选举，投票率差别很大。2025年8月23日，台湾举行第三核能发电厂（核三厂）延役公投，选举人数20,002,091人，投票5,906,370人，投票率29.53%；同意票4,341,432张（74.17%），反对票1,511,693张（25.83%），但同意票未达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的门槛而不通过；中央社说这是公投史上第三低的投票率[7]。同一个社会，2024年的总统选举与2025年的这次公投，投票率相差超过四十个百分点。这与利普哈特的观察一致：地方、区域和不那么受关注的选举，投票率往往格外低[8]。

对“冷漠”的判断，从这三点看，结论是谨慎的：投票率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没来，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一个相反方向的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更高层级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9]。围绕直接选举的参与行为，学界做过不少调查研究，其中有一个争论，对理解“冷漠”特别有启发。

石天建（Tianjian Shi）利用1991年的全国调查，区分了两类选举：只有一名候选人的“公决式”选举，和给选民一定选择的“半竞争性”选举。他发现二者的投票行为性质不同：在给予有限选择的选举中，政治资源较多的人不再以不投票来表示抗议，而是去投票，为的是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其中惩罚腐败官员和推动民主转型的愿望起了重要作用[10]。

陈洁（Jie Chen）和钟扬（Yang Zhong）则利用1995年在北京的调查，重新检验了石的论点，得出相反结论：民主取向更强、内部效能感（自认为有能力影响政治）更强的人，在这类半竞争性选举中更少投票；认同现政权、对政治权威有情感依附的人，则更可能投票[11]。钟扬和陈洁另一项关于江苏村委会选举的研究也发现，投票者往往是内部效能感和民主价值水平较低、生活满意度和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较高的人，而效能感和民主取向较高的农民因为选举的制度限制而不去投票[12]。

这两组结论互相冲突。数据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选举层级也不同——1991年全国、1995年北京、村委会选举——所以不能简单判定谁对谁错。对本文来说，重要的是它们展示了一件事：在同一个国家里，“政治上更积极的人是否更少投票”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学者欧博文（Kevin O’Brien）在为中国基层选举研究所写的导论里，也专门提到：关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投票率，调查研究者对如何解释一个人“不投票”的决定存在分歧[13]。

另一项2017年发表的研究（Wang Zhengxu、Long Sun，《中国的社会阶层与投票率：地方人大选举与公民—政权关系》，2017）分析较新的数据后发现，阶层地位和公民所处的制度环境对投票率有“压倒性”的决定作用，而心理和动机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国有部门的中产阶层比其他群体更可能投票，私营和外资部门的中产阶层则远不倾向于投票。该研究还发现，公民整体上对政权支持度较高，但除了国有部门的中产阶层，这种支持没有转化成更高的投票率[14]。

还有两项研究值得一提。一项对农村选举的微观调查（30个选区、698位选民）发现，当有些候选人可能落选时，选民就会参与；人们把竞争看作“在候选人之间做选择”，足以调动他们的参与，并提高他们对选举公平的感知[15]。另一项在10个省区市调查了8,635位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通过参与意愿影响选举参与，但在政治信任较低的条件下，效能感对参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不显著[16]。

把这些研究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选举参与，常常与个人的制度位置、选举的竞争程度和对政权的信任有关，而不是简单地由“关心不关心政治”决定。这对“冷漠”这个词是一个提醒：同样是不去投票，可能是满意、可能是不信任、也可能是被排除在外。

需要加两条限制。第一，这些调查的结果大多只有摘要层面的读取，本文没有读到问卷和模型。第二，在中国大陆做政治态度调查，存在受访者不愿说真话的问题；已有的列表实验研究表明，直接提问得出的政权支持度，可能高于更隐蔽的方法所得[17]。所以“高支持度”本身，也需要谨慎对待。

五、后果：利普哈特的论证与质疑

政治冷漠会带来什么？最系统的论证之一，是荷兰裔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哈特1996年在美国政治学会的会长演讲，1997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他提出低投票率是严重的民主问题，理由有五条：低投票率意味着不平等的投票率，而且系统性地不利于较不富裕的公民；不平等的投票率意味着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美国的投票率尤其低，但以适龄人口的百分比计算，其他多数国家的投票率也相对较低；中期选举、地区、地方和超国家层级的选举——不那么受关注但同样重要的选举——投票率往往格外差；以及投票率似乎在各地都在下降[8]。他认为不平等问题可以通过使投票率最大化的制度机制来解决，一种选择是强制投票，他认为强制投票的好处远大于规范上和实践上的反对意见[8]。

这个论证的关键是“不平等”而不是“低”。如果每个群体的参与都同比例地降低，影响力的分配并不变化；真正的危险是缺席集中在某些群体身上。

对此有人提出质疑。Blais、Dassonneville等学者的一篇工作论文（见于埃塞克斯大学的资料库）转述利普哈特的观点后指出：利普哈特认为低参与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上有偏的参与”，但是否如此，要看下降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趋势集中在较穷的人，参与确实更不平等；如果所有群体受到的影响一样，社会经济偏差大致保持稳定，不论总体投票率有多高[18]。换句话说，要判断后果，要看是谁在退出，而不能只看总体数字。（这份材料本文只读到摘录。）

此外，强制投票也有争议。利普哈特自己承认存在规范上和实践上的反对意见[8]，常见的反对包括：强迫不了解情况的人投票，会不会稀释知情者的意见；是否侵犯不愿参与者的自由。这些反对意见在他的文章里有回应，本文不评判哪一方更有说服力。

至于后果的另一面——政治冷漠对政权稳定的影响——则取决于政体。上一节提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高支持度并没有转化成更高的投票率[14]；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制度下，“不参与”所对应的后果也不同，很难用同一把尺子衡量。

六、两种有分量的反方意见

反方一：低参与可能是满意的表现，不必然是问题。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如果人们认为事情大体顺利，不去投票是合理的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官方引用的调查（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中心的长期调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的英文页面曾引用它）显示出对中央政府的高满意度[19][21]。但是，这个论证需要两点补充。第一，满意度与参与度是两回事：前面提到的研究发现，高支持度没有转化成更高的投票率[14]。第二，阿什中心调查的数据本身也有未解决的问题，例如2016年的中央政府满意度，简报的表1给出93.1%，而哈佛《公报》的报道是95.5%，二者没有对上，原因不明[19][20]。所以“因为满意所以不参与”，需要独立的证据，不能直接从高满意度推出。

反方二：强调“冷漠”的叙述，可能反而把责任推给公民，忽略制度。这一方的论点是：把不投票称为“冷漠”，就是在责备个人；而如前面的研究所示，参与受阶层位置、制度环境和选举竞争程度的强烈影响。这个观点同样有道理，但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所有不参与都是制度造成的。台湾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投票率相差8.63个百分点，而基本的选举规则没有变化（本文未逐项核对），这说明议题与竞争性同样起作用。

七、怎样检验：五个问题

下面五个问题，是本文作者为分辨“冷漠”的类型而设的，不是任何机构的标准。

1. 缺席的人是谁？是年轻人、低收入者、少数群体，还是各群体同比例？

2. 他们是否有参与的条件？时间、交通、信息、被邀请的机会。

3. 他们是否相信参与有意义？即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

4. 选举是否有真正的选择？竞争程度如何？

5. 不参与的人，在其他渠道（申诉、社区、志愿活动）上是否参与？如果有，“冷漠”这个词就太简单。

八、本文的限制与结论

限制有几点。第一，投票率数据只能说明谁没去投票，不能说明为什么。第二，本文引用的中国大陆调查研究，多数只读到摘要；它们所用的数据年份和地点不同，结论也彼此冲突，因此不能作为中国大陆整体情况的结论。第三，利普哈特的论证有较强的美国背景，其对其他政体的适用性需要检验。第四，本文没有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冷漠”做总体比较，也没有对政体的优劣下判断。第五，台湾的投票率回升与下降背后的原因，本文只是提出合理的推测，没有做因果检验。

结论：政治冷漠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在判断它的根源时，要分清不关心、缺少条件和有意缺席三种情况；常见的解释框架包括资源、心理投入和被动员，再加上制度是否让参与有意义。中华民国（台湾）的投票率曲线显示，参与随选举的竞争性和议题而波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的调查研究显示，“不投票”可能对应满意、不信任或被排除，同一类人的投票倾向在不同研究里方向相反。关于后果，利普哈特的核心论点是“不平等的参与”，这个论点的关键是谁在缺席，而不是总数；它也受到质疑。对读者的实用建议是：下次听到“某某社会政治冷漠”，先问五个问题。

参考文献

本文之英文、繁体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版本正在翻译准备中，完成后将于本页提供链接。

审稿记录：Editorial 独立审稿，2026-10-21。结论：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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