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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093｜非暴力抗争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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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 2026-10-21

CCE-100 公民教育工程 · 总目录 CCE-093 条目

非暴力抗争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

摘要：“非暴力抗争有用吗”是一个既有数据、又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政治学者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和斯蒂芬（Maria Stephan）对1900年至2006年323场抗争运动的统计显示，重大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为53%，暴力运动为26%；另一方面，后来的重新检验和复制研究质疑这一差距的大小，甚至质疑其是否稳健。本文先说明什么是非暴力抗争（它不等于合法，也不等于必然成功），再梳理这组数据及其批评；然后看三个具体案例：波兰1989年的圆桌会议与选举、中华民国（台湾）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1989年的抗议及官方对它的定性。三个案例的结果不同，说明非暴力抗争的作用取决于政权如何回应、运动能否延续、精英是否分裂等条件。本文还介绍“稳定优先”这一有分量的反方立场，并给出五个判断具体案例的问题。本文不对任何政体作整体评价，也不处理伤亡数字。

一、先分清：非暴力不等于合法，也不等于必胜

在讨论“作用”之前，先说清楚对象。本文所说的非暴力抗争（civil resistance），指的是不使用武力伤害他人而对当权者施加压力的集体行动，常见形式有游行、静坐、绝食、罢工、罢课、抵制。这个定义有两个容易混淆的边界。

第一，非暴力不等于合法。1990年3月，台湾大学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当时那一带是禁止集会游行的区域，报道称这是一场“非法的集会”，学生是在可能被警方驱离的压力下度过第一夜的[1]。非暴力的运动完全可能违反当时的法律；是否合法与是否使用暴力是两个问题。

第二，非暴力不等于必然成功。后面会看到，学者对成功率有不同的估计，案例里也有运动被镇压的情形。更严格地说，“成功”本身也需要定义：是达成了全部诉求，还是推动了谈判，还是长期改变了政治结构？不同研究的定义不同，结论也就不同。

二、系统证据：53%对26%

最常被引用的证据来自斯蒂芬和切诺韦思2008年发表在《国际安全》上的论文，以及2011年的专著《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NAVCO的数据集，收录1900年至2006年间323场暴力和非暴力的抗争运动，结论是：重大非暴力运动在53%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暴力抵抗运动是26%[2][3]。

他们给出的解释有两条：非暴力运动对参与的门槛较低，因而能动员更多的人；人多则更有可能分化政权的支持者，包括军队和安全部门中的人[2][3]。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介绍还提到，即使非暴力运动没有立即成功，也往往促使统治集团中的温和派或改革派逐步推动改变[4]。

切诺韦思后来补充了一些数据。2019年她在接受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访谈时说，她手上截至2017年的初步数据显示，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仍然明显高于暴力运动，但不像早期那样绝对[5]。她还提出过一个广为流传的“3.5%规则”，即动员了至少3.5%人口的运动都成功了；但她2020年的文章又加了谨慎的说明：不去建立更广泛的公众基础而只追求这个比例，并不能保证成功，组织能力和持续性与大规模参与同样重要[6]。

三、质疑：差距有多大，是否稳健

这组数据受到了几方面的质疑，值得认真对待。

第一，案例选择。莱胡克（Fabrice Lehoucq）2016年发表在《比较政治学》上的论文，利用中美洲的数据指出，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数据集漏掉了该地区26场运动中的13场，其中8场是失败案例，8场中7场是非暴力运动；在他列出的中美洲样本内（14场非暴力运动，6场成功），非暴力的成功率只有42%[7]（注意：这是中美洲样本内部的比率，不是把遗漏案例补回全球323场样本后的重算结果）。（这是摘录层面的信息，本文没有读到全文，也没有核对他与原作者之间的往来回应。）

第二，复制研究。德沃夏克（Dworschak）2023年在《比较政治学》上的复制研究发现，在若干模型设定下，非暴力抵抗对运动成功的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用自助法重抽样后，也难以与零区分[8]。

第三，更新的复制。2026年4月出现在SSRN上的一篇工作论文（Crabtree和Holbein）称，原著的一些结果被误报为支持公民抵抗，结果对模型设定的微小改动并不稳健，所依赖的工具变量模型假设不合理；他们的结论是，现有的跨国证据没有为“非暴力运动大幅度比暴力运动有效”提供清晰的依据。他们同时说明，这并不等于证明非暴力无效[9]。（本文写作时以SSRN工作论文形式流传；据两位作者的个人主页，该文已被《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有条件接受。本文没有读全文。）

第四，对“非暴力”的界定。阿尼辛（Alexei Anisin）2020年发表在《批判社会学》的文章认为，这一领域的概念和编码有问题；他在样本中加入19世纪（1800—1900年）的案例和此前未被分析的20世纪案例后重新分析称，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为48%，而采用“无武装暴力”的运动是61%[10]。

把这几组结果放在一起：不同的数据集、编码和模型会得出差别很大的结论，从“非暴力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到“没有清晰的依据”都有。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这一领域的统计证据不是定论，不能被当作“非暴力一定有效”的证明，也不能被当作“无效”的证明。

四、案例一：波兰1989年——谈判与选举

波兰是最常被举为成功例子的国家之一。根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所（IPN）的资料，1989年圆桌会议历时约两个月，4月5日达成协议，使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并推行政治改革；议会下院460个席位中65%预留给执政阵营，35%（161席）开放竞争，参议院100席自由选举；6月4日第一轮投票中，团结工会赢得下院161席中的160席和参议院100席中的92席，6月18日第二轮又赢得下院1席和参议院8席中的7席；首次完全自由的议会选举在1991年10月27日举行[11]。（IPN是国家记忆机构，有自己的解读立场；这里引用的是席位数字，不是它的评价。）

这个案例说明：非暴力压力与谈判相结合时，可以改变制度，但改变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胜利——预留席位的安排意味着第一步是有限的，第二步才是完全自由选举。

五、案例二：中华民国（台湾）1990年野百合学运

这个案例的材料最完整，也能检验“成功”的含义。

起因：1990年3月13日，国民大会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九年，创下民意代表自行延长任期的先例[12][13]。3月16日，九名台湾大学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拉出“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之后各校学生加入；3月18日，学生发表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提出政经改革时间表[12]。参与人数，台北时报称约5,000人[14]，另有资料称近6,000人[13]。

运动的组织方式也值得注意：学生成立决策小组和指挥中心，并订下“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运作原则[1]。当时的背景是戒严令在1987年7月解除不久[14]。

结果：3月21日，刚刚获国民大会选为新一任总统的李登辉在总统府接见53名学运代表，学生代表宣读四项要求；根据“学动·运生”展览的整理，李登辉允诺召开国是会议，对其余三项只同意在国是会议中讨论，没有给出具体承诺[15]。学生在广场上观看会面录像后，进行校际表决，决定撤离。表决比数，“学动·运生”展览写作32票赞成、1票反对[15]，台湾放送的报道写作22比1[1]，这一差异本文未能核对。3月22日学生撤离广场[12]。

后续：同年6月28日召开国是会议，与会者除国民党政府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会议在“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临时条款”等问题上达成共识[13]；1991年5月1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止；同年12月31日，资深民意代表全数退职，“万年国会”结束运作[1]；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见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总统选举记录[19]）。

怎样评价这场运动的作用？它没有“推翻政权”，也没有当场实现四项诉求；它的作用是在一个关键节点上，把国民大会延任的争议变成公开的政治议程，并促使总统选择对话而非驱离。需要补充的是，因果判断要慎重：同一时期有解除戒严、党禁报禁开放、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格局变化等多种因素，学运是其中之一，本文无法单独量化它的贡献。李登辉选择接见而不是驱离，是一个关键的决策，这一点也不是运动本身可以决定的。

六、案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1989年——官方如何定性

1989年春夏，北京和其他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市民抗议。这个案例难以用“成功”或“失败”简单归类，本文只处理一个问题：官方的定性怎样影响“是否暴力”的争论。

官方文本是公开可查的。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还说，“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同时说，“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但认为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16]。《国务院公报》1989年刊载的一份致全体共产党员、全国各族人民的文件也把自6月3日凌晨起的事态定性为一场反革命暴乱[17]。

这些文字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官方定性，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并且指其中有使用暴力的人。与此相对，对于运动的主体行为（游行、静坐、绝食等）是否应当称为非暴力，不同的叙述有不同的回答。本文无法在这里裁决：6月3日至4日发生了什么、伤亡多少、各方的行为各自如何，需要专门的史料考订，本文没有做。本文只提醒读者：评价一个运动的“非暴力”与否，要先把“运动的主体”“个别暴力事件”和“政府的武力使用”分开，因为官方定性往往把三者合并，而批评者的叙述则往往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

邓小平在1989年2月的谈话中还强调“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并警告多党竞选可能导致“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8]。这是一种明确的立场，下一节会作为反方意见处理。

七、反方意见：稳定优先

这一立场有分量，应当照它自己的逻辑陈述。支持者认为：大规模街头政治具有升级的风险，一旦失控，代价由全社会承担；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维持秩序是改革得以持续的前提；主张用非暴力方式推动改变的人，不能保证所有参与者都保持克制，也不能保证事态不被别有用心者利用。邓小平1989年的论述就是这种逻辑：他援引“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说明动乱的代价[18]。

这一立场的可检验之处在于它的经验前提：街头抗争是否更容易导致混乱，而不是更容易导致谈判？上面的数据对此没有一致的回答。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结论是，成功的非暴力运动往往催生更持久、国内更和平的民主政体[3]；批评者则认为这类结论并不稳健[8][9]。而波兰和台湾的案例显示，在统治者选择谈判的情况下，抗议确实带来了和平的制度变化；中国大陆1989年的案例，则显示出另一条路径。这些案例不能互相推论：不同国家的政权结构、安全部门的忠诚、国际环境和社会组织都不相同。

另一种反方意见来自相反的方向：有人认为，在面对暴力镇压的政权时，非暴力策略过于天真。对此，已有数据只能说明：本文所读的数据没有直接回答非暴力运动是否比暴力运动更安全。

八、五个判断问题

下面五个问题是本文作者为分析具体案例而设，不是任何机构的标准。

1. 诉求是什么？是具体的制度改变（如废止某条款），还是政权更迭？

2. 运动能否超越示威？有无组织、谈判代表、持续的非示威手段（罢工、抵制）？

3. 政权如何回应？镇压、拖延、谈判，还是内部分裂？

4. 安全部门是否站在政权一边？

5. 结果怎样定义？当场达成的、一年后的、十年后的，各自算不算“成功”？

九、本文的限制与结论

限制有几点。第一，NAVCO数据及其批评均为摘要或摘录层面的阅读，本文没有读到全部模型，也没有重新检验。第二，台湾部分的因果判断是叙事层面的，没有做反事实分析。第三，中国大陆1989年部分只处理了官方定性，没有处理事件经过、伤亡数字和各种指控；这是有意的限制，不是对这些问题的回避或判断。第四，三个案例的政权类型、时代与国际环境差别很大，不构成统计样本。第五，学生表决的比数、参与人数等细节在不同来源间有差异，已在文中标明。

结论：非暴力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用“有效”或“无效”一句话概括。系统数据显示，它在一个世纪的样本里多数情况下比暴力运动成功率更高，但这一差距的大小与稳健性受到严肃质疑；案例则说明，作用取决于诉求是否具体、运动能否持续、政权如何回应和精英是否分裂。对读者的实用建议是：碰到“非暴力一定赢”或“街头政治只会乱”这类断言，先看它依据的是哪个数据集、哪个案例，以及“成功”是怎样定义的。

参考文献

本文之英文、繁体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版本正在翻译准备中，完成后将于本页提供链接。

审稿记录：Editorial 独立审稿，2026-10-21。结论：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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