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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072｜殖民历史如何影响今天的人权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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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 2026-10-21

CCE-100 公民教育工程 · 总目录 CCE-072 条目

殖民历史如何影响今天的人权话语？

摘要：有一种说法是：人权是西方殖民者的话语，今天的人权批评不过是旧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另一种说法是：殖民历史早已过去，不应再被拿来为今天的做法辩护。两种说法都有人信，也都漏掉了一些东西。本文从两次联合国表决说起：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联合国大会第1514（XV）号决议）。这两份文件显示，人权的语言和反殖民的语言从一开始就连在一起，但殖民国家与人权话语之间也确有选择性的记录。文章接着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何使用殖民历史（1991年和2021年两份白皮书），再看一个殖民时期法律遗留的案例，印度最高法院2018年对第377条的判决，说明殖民历史能解释一部法律的来源，却不能免除今天的人对它的责任。最后给出读者可以自己使用的检验问题。本文不判断哪个国家“有资格”谈人权，只检验“殖民历史”这个论据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

一、两次表决

1948年：一位中华民国代表是起草者之一。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据联合国记录，表决结果为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2国未投票（当时58个会员国），其中包括中华民国。[3] 起草阶段的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华民国代表张彭春（Peng-chun Chang），主席是美国的罗斯福夫人。[1] 联合国的介绍说，他“用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在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找到折中。[1] 一篇2023年的学术论文摘要还说，他对殖民遗产“持高度批评态度”，尤其针对法国代表卡森（René Cassin）等人。[2] 这说明，在宣言的起草阶段，非西方代表既参与了人权语言的制定，也在批评其中的殖民影子。

1960年：反殖民被写成人权问题。 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以89票赞成、0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第1514（XV）号决议。[4] 决议由亚非国家推动，43国联署。[4] 它的第1段写道：使各民族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构成对基本人权的否定”。[4] 弃权的9国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南非、英国和美国。[4] 其中不少国家当时仍管辖殖民地或托管领土（本文未逐国核对）。当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是中华民国政府，投了赞成票；[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才取得联合国席位，所以这两次表决里的“中国”，都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

这两次表决合起来说明了一个事实：人权话语不是单一来源，也不是单一用途。它被非西方的起草人用来写进宣言，被亚非国家用来反对殖民统治；而同一时期，若干殖民国家对反殖民宣言投了弃权票。把人权简单说成“西方强加的”，不符合1948年和1960年的记录；把它简单说成“超越历史的纯粹原则”，同样不符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何使用殖民历史

中国大陆的官方表述，把殖民历史放在人权论述的起点。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第一章的标题是“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5] 白皮书写道：对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生存权是最重要的人权，没有它，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在帝国主义侵略成为生存的主要威胁时，中国人民必须先争取到民族独立，才能获得生存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5]

2021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表白皮书《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百年探索》，重申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并写道：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和其他侵略手段，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协定，掠夺领土，勒索赔款和特权。[6]

这段历史叙述有事实基础：1840年以后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属于通行的史学共识。问题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从历史推到现在的那一步：从“国家独立是享有权利的前提”，推到“生存权和发展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再推到“对政治权利的外部批评可以被视为干涉”。前一步有历史依据，后两步是价值选择和政策主张，需要独立论证。本文第四节会讨论这一点。

三、一个案例：印度第377条

殖民历史怎样影响今天的法律和人权，最清楚的案例之一，是印度《刑法典》第377条。该条把“违反自然秩序的肉体交往”定为犯罪，实际用来惩治同性性行为。2018年9月6日，印度最高法院五人宪法法庭在“纳弗泰吉·辛格·乔哈尔诉印度联邦”案中，判决该条在适用于成年人之间同性合意性行为的范围内违宪。[7]

判决书中钱德拉楚德法官（Justice Chandrachud）的意见对这条法律的来源讲得很直接：该条出自1860年《刑法典》，按该意见的说法（此处为中文意译），它反映了殖民权力在特定历史时点上强加的一套道德；它在印度存活了158年，既没有被反殖民斗争冲掉，也没有因民主的印度成立而消失。[7] 判决还追溯到英国1533年亨利八世时期的法令。[7]

这个案例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殖民历史确实能解释一部法律的来源，说明某些今天被视为“传统”的规范，其实是外来强加的。第二层，同样重要：这部法律在独立之后继续存在了七十多年，是独立后的立法机关和法院自己保留的，最终也由独立后的法院，依据独立后的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加以纠正。[7] 殖民历史说明了法律从哪里来，却不能说明为什么它在1947年之后仍被保留，更不能为今天的保留提供理由。

四、反方观点：两个方向的质疑

质疑一：殖民历史使西方的人权批评失去道德权威。 这个论点的最强形式，不是“人权是殖民工具”，而是“拥有殖民历史的国家，对人权的使用带有选择性”。有证据支持的部分是：1960年的9个弃权国；以及在今天，本系列另一篇文章核对过的美国记录，如2025年美国拒绝参加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8] 关塔那摩长期关押被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点名。[8] 这些事实削弱了某些国家作为“批评者”的可信度，这一点应当承认。

但是，可信度不等于有效性。批评者的记录有问题，并不能使被批评的事实变成不存在。而且，1948年和1960年的记录显示，使用人权语言反对殖民统治的，本来就是被殖民地区的人民和代表。1993年的《曼谷宣言》，由亚洲国家政府代表通过，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同时强调要考虑各国和各地区的特点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9] 联合国同年的《维也纳宣言》则说，各国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9] 这两份文件放在一起，说明连后殖民国家自己，也没有把“殖民历史”当作免除义务的理由。

质疑二：殖民历史早已过去，今天的问题要看今天的做法。 这一质疑的强形式是：如果一国一方面强调殖民历史带来的创伤，一方面又在国内限制公民表达批评，那么殖民史论述就变成了拒绝检验的盾牌。印度第377条案正好提供了反例：同样的殖民史，在一个国家里被用来推翻一部法律，而不是保护它。关键不在有没有殖民历史，而在于今天的国内制度是否允许人民追问：这条规则是从哪里来的，它现在还应不应该保留？

对中国大陆的相关论述，这一检验同样适用，而且应当同样公平地适用。1991年白皮书把生存权放在首位，有历史理由；2021年白皮书强调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史实。但“首要”不等于“唯一”，《维也纳宣言》明确把各项权利描述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9] 要判断“生存权优先”这一主张是否成立，需要看的是：在保障了生存之后，其他权利是否有渠道得到检验，而这一点在本系列关于选举、言论、司法的文章里逐项讨论，不在本文的范围。

五、读者可以使用的四个检验问题

一，这个论据说的是历史，还是现在？“1840年以后的不平等条约”是历史，“今天不接受外部批评”是现在，两者之间需要论证。

二，同样的历史，能否推出相反的结论？印度的例子里，殖民起源被用来论证一部法律应当被推翻；第二节的官方论述里，殖民历史被用来论证生存权优先。同一段历史支持不同的结论，说明史实本身不决定结论。

三，批评者是否前后一致？一致性影响批评者的可信度，不影响被批评事实的真假，两件事要分开问。

四，谁来检验？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渠道追问某条规则的来源，并提出修改？

六、本文的局限

第一，本文只选了三类材料：联合国的两次表决、两份中国大陆官方白皮书和印度一个案例，没有覆盖拉美、中东和非洲的经验，也没有涉及殖民地经济遗产（如资源开发、债务）与权利的关系，那是另一个独立的话题。第二，关于张彭春的作用，本文用的是联合国网站的介绍和一篇论文的摘要，没有逐段核对起草档案。第三，1948年表决的票数取自瑞士外交部的介绍，没有核对联合国的表决记录。第四，2021年白皮书的“数以百计”是官方说法，本文没有核对条约的实际数量。第五，印度第377条案的判决书很长，本文只读到摘录和几处公开转载，引用的措辞应以判决书原文为准。第六，本文不判断任何国家是否“有资格”谈人权。

七、结论

殖民历史对今天的人权话语有三种影响，三种都真实：它是人权语言的来源之一（1948年、1960年的非西方参与者）；它使某些国家使用人权语言的选择性受到合理的怀疑（1960年的弃权国，以及今天的若干做法）；它也被一些国家用作拒绝外部检验的论据。三种影响并不矛盾，它们是同一个历史的不同面。

殖民历史不能做两件事：它不能证明人权标准只属于某一文明，也不能免除任何一个今天的政府对其公民的责任。读者遇到“殖民历史”这个论据时，可以先问：它在说历史，还是在说现在？如果在说现在，它的证据是什么？

参考文献

本文之英文、繁体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版本正在翻译准备中，完成后将于本页提供链接。

审稿记录：Editorial 独立审稿，2026-10-21。结论：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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