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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078｜国际人权标准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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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 2026-10-21

CCE-100 公民教育工程 · 总目录 CCE-078 条目

国际人权标准是如何形成的？

摘要：人们谈到“国际人权标准”时，常常把它想成一份从天而降的清单。实际上它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1948年的一份宣言，1966年的两个公约，之后几十年的专门条约、条约机构的解释，以及各国法院和政府的实践。每一层的约束力、起草者和争议都不一样。本文按时间顺序回答三个问题：这些标准是谁、在什么条件下写出来的；它们的约束力从哪里来，又在哪里停住；以及最常见的质疑——“人权标准只是西方的产物”——有哪些事实可以检验。结论有两层：标准的形成过程比“西方强加”的说法复杂，起草者和投票者来自多个地区；但“谁没有在场”同样是事实，当时联合国只有58个会员国，大量亚非人民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本文不裁判任何一国的人权记录，只讲标准本身是怎么来的。

一、1946至1948年：一份宣言如何起草

《世界人权宣言》（下称《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由联合国大会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联合国自己的叙述把它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决心不再让那场战争中的暴行重演。[1]

起草过程由人权委员会承担，委员会当时由18名成员组成，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美国）任主席，法国的勒内·卡森（René Cassin）在汉弗莱蓝本的基础上起草了第一份完整草案，黎巴嫩的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任报告员，加拿大的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作为联合国人权司司长准备了蓝本，副主席是代表中国的张彭春（P. C. Chang）。[1][4] 这里的“中国”指1948年联合国中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张彭春在会上以儒家思想帮助各方寻求折中，这一点来自联合国的人物介绍。[15]

草案之后还要经过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审议。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的程序性记录显示：第三委员会为此开了81次会议，收到168份载有修正案的正式决议草案，最后以29票赞成、0票反对、7票弃权通过草案，再送交大会全体会议。[5] 也就是说，《宣言》不是几位专家闭门写成再宣布的，而是在会员国代表之间逐条争论、修改的产物。

二、投票：48票赞成，谁弃权了

1948年12月10日的大会表决中，联合国数字图书馆的记录显示：当时有效会员国58个，48票赞成，没有反对，8票弃权，2国（洪都拉斯和也门）没有参加投票。[2][6] 弃权的八国是：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苏联、乌克兰和南斯拉夫。[3] 记录中“中国”一栏为赞成。[2]

没有一国投反对票，这一点常被引用。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弃权者的分布：苏联和它的五个同盟国弃权，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也弃权。[13] 另一份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刊载的研究提到，在最后阶段，代表们否决了苏联提出的决议，然后在午夜前后以48比0通过了《宣言》。[14] 这些弃权国在起草过程中其实都参加了讨论和合作。[13] 本文没有查到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各自弃权的具体理由的原始记录，所以不替它们解释动机。

三、为什么先有“宣言”，后来又有两个公约

《宣言》本身不是条约。联合国图书馆的研究指南写得很直接：与公约不同，《宣言》不是条约，各国没有对它签署或批准。[7] 这是有意的安排：人权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认定，起草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法案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所以更快的办法是先拿出一份宣言，同时着手准备有约束力的条约。[16]

条约这一步确实走得很慢。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的说明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称《经社文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公政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由大会协商一致通过，没有弃权；两个公约之前经过了约十八年的辩论和谈判；推动它们通过的力量中，有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新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8] 《经社文公约》在35国批准后，于1976年1月3日生效；[9] 《公政公约》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10]

为什么分成两个？常见的解释是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对两类权利的侧重不同——西方更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利，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强调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个解释在学界很常见，但本文没有在本次检索中找到专门的来源，所以只作为一般说法记录。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两个公约拆开谈判、拆开生效，而联合国把《宣言》和这两个公约合称“国际人权宪章”。[9][11]

截至2024年9月，《经社文公约》有172个缔约国，《公政公约》有174个缔约国。[10] 约束力在这里很清楚：联合国的说法是，两个公约发展了《宣言》中已有的大部分权利，对批准了它们的国家“有效地”具有约束力。[11] 注意这句话的限定语：批准了的国家。

四、约束力从哪里来：条约、习惯法与监督

《宣言》没有被批准，那它还有没有法律意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的《第30号情况说明书》写道，一般认为《宣言》的某些条款现已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12] 习惯法的意思是：即使没有条约，各国长期、普遍的做法加上“认为这是法律义务”的信念，也可以形成对所有国家的约束。哪些条款已经成为习惯法，学界看法不完全一致，这里只能说“某些条款”，不能说“整份《宣言》”。

在条约这一层，约束力来自批准，监督则来自条约机构：各国要定期提交报告，由独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并提出结论性意见。本系列CCE-073已讨论过这套机制的运作和限度。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意见本身不是有强制执行力的判决，效果要看国家是否愿意配合。

两个公约的缔约情况，也反映出标准形成之后“参与”的不均匀。联合国法律事务厅2020年的说明指出：美国只受《公政公约》的约束，俄罗斯联邦是两个公约的缔约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政府只加入了《经社文公约》。[8] 就《公政公约》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于1998年签署《公政公约》，迄今未批准。这些事实说明，“某项标准是国际标准”和“某国已经受其条约约束”是两个问题。

五、反方观点：“人权标准只是西方的产物”

对国际人权标准最常见的质疑是：它由西方起草，反映西方价值，被拿来对别国施压。这个质疑有可检验的部分，也有被事实修正的部分。

支持这一质疑的事实至少有两条。第一，1948年的联合国只有58个会员国，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殖民地，那些地区的人民没有自己的代表。本系列CCE-072已经讨论过：1960年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联大第1514（XV）号决议）以89票赞成、0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这一次有大量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与，并明确把“使人民受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视为对基本人权的否定。[17] 这说明标准的形成在1948年之后并没有结束，也说明早期的参与者确实不完整。第二，起草者的名单里西欧和北美的比重不小，卡森本人来自殖民宗主国法国，2023年一篇期刊文章的摘要提到，张彭春对卡森所代表的殖民遗产有尖锐批评（本文只读到摘要）。[22]

修正这一质疑的事实也有几条。第一，起草者并非来自单一地区：除了美国、法国、加拿大，还有来自黎巴嫩的马利克、来自中国的张彭春，智利的埃尔南·圣克鲁斯（Hernán Santa Cruz）也是起草小组成员。[1] 第二，投票赞成的48国中，包括阿富汗、缅甸、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暹罗（泰国）、叙利亚等亚非国家，以及众多拉丁美洲国家；这是联合国数字图书馆的表决记录显示的。[2] 第三，1966年两个公约的通过，是在一批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之后协商一致完成的。[8]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标准的形成过程是多地区参与的，但并不完整，也不是平等的；它既不是“西方单方面强加”，也不是“全人类平等协商”的结果。

另一个影响更大的争论，出现在1990年代。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重申人权的普遍性，同时写入了“必须铭记民族和区域特性以及各种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意义”；[18] 同年亚洲区域筹备会议通过的《曼谷宣言》也肯定普遍性，同时强调文化特殊性。[19] 这两份文件都是政治宣言，不是条约。它们表明：标准的普遍性本身没有被否定，争论的焦点是普遍标准如何落实、由谁解释。本系列CCE-075已讨论过这一点与主权的关系。

六、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在这条线上的位置

这条线与两岸的关系，值得单独说明，但要避免简单化。

1948年投票赞成的“中国”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张彭春是其代表。[2][15] 1949年之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建立；联合国的席位后来也发生变化。本文只陈述这些事实，不讨论两岸的主权立场。

在今天的制度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入了《经社文公约》，但如前所述，尚未批准《公政公约》。[8] 中华民国（台湾）因为没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无法将批准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它采取的办法，是由立法院于2009年3月31日通过两个公约及其施行法，以国内法形式实施；[20] 总统府的说明是，由于缺少联合国代表权，政府邀请国际专家审查国家报告并提出结论性意见。[21] 这种做法是否具有与条约机构审议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是另一个问题（本系列CCE-075已有说明）；但至少说明，国际人权标准的“参与”不只发生在联合国会员国的名单上。

七、限制

第一，本文所用来源大多是检索摘要层面，没有逐篇打开全文。第二，对《宣言》中哪些条款已成习惯法，本文只引用OHCHR的概括性表述，没有逐条分析。第三，分成两个公约的原因，本文没有找到专门来源，只作为一般说法记录。第四，沙特阿拉伯、南非及苏联集团各自弃权的具体理由，本文没有查到原始记录。第五，本文没有讨论《宣言》之后的各项专门条约（反酷刑、反种族歧视、妇女、儿童等）及其条约机构的解释，那是标准形成的第三层，需要另文处理。

八、结论

国际人权标准是分层形成的：1948年先有一份各国协商出来的宣言，48票赞成、没有反对；1966年再有两个有约束力的条约，经过十八年谈判，1976年生效；之后是习惯法的发展、条约机构的解释和各国国内的实践。约束力在每一层不同：宣言本身不是条约，条约只约束批准的国家，习惯法只覆盖其中的某些条款。

对“人权只是西方产物”的质疑，较公平的回应是：它指出了早期参与不完整这一真实问题，但事实显示起草和投票涉及多个地区，而且标准在1960年代被新独立国家继续塑造。对读者来说，更有用的问题不是“这套标准是谁的”，而是“具体哪一条、通过什么渠道、对哪个国家有约束力”。

参考文献

本文之英文、繁体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版本正在翻译准备中，完成后将于本页提供链接。

审稿记录：Editorial 独立审稿，2026-10-21。结论：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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