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 China Movement

Evidence · Human Rights · Democratic Future

Take Action

English 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Français Deutsch Español

🔎

CCE-036｜市场经济下的不平等应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缓解？

Free China Movement

v1.0 ｜ 2026-10-22

CCE-100 公民教育工程 · 总目录 CCE-036 条目

市场经济下的不平等应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缓解？

摘要：市场经济会产生收入差距，这是竞争与报酬差异的自然结果；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差距，而在于差距有多大、是否固化、底层是否有出路。本文的回答是：缓解不平等没有单一手段，通常要同时动用三类制度——再分配（税收与社会移转）、机会平等（教育、就业、住房）和对市场力量与寻租的约束（竞争规范、透明与问责）。本文以中华民国（台湾）主计总处的官方统计、立法院预算评估和审计报告为主要案例，辅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跨国研究，说明这些工具各自能做什么、做不到什么，并回应“再分配会拖垮效率”的反对意见。结论是：制度设计可以明显改变结果，但效果有限且需要持续检讨，不能一次定终身。

一、先把问题问清楚：不平等是指什么？

讨论“不平等”，首先要分清三件事。其一是市场收入的差距，即税前、转移前的所得；其二是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即扣除税负、加上政府与私人移转之后的结果；其三是财富差距，即累积下来的资产。三者并不相同，制度能直接改变的主要是第二项，对第三项和机会差距则需要更长期的安排。

衡量工具也要说明。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介于0与1之间，越接近1表示越不平等；五等分位差距倍数是把家庭按可支配所得由低到高分成五组，用最高20%组的所得除以最低20%组。中华民国（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按年做“家庭收支调查”，并发布这些指标。[1]

主计总处自己也提醒了这些指标的限度：以“每户”计算的差距，容易受到家庭人数变化影响。少子化、高龄化和年轻人外出另组小家庭，使“每户”口径的差距看起来扩大；若改用“每人”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数历年大致在4倍左右。[1][2] 所以谈缓解不平等时，必须说明口径，否则容易各说各话。

二、一个可查的案例：台湾的差距与官方的说法

先看数字。主计总处公布的2025年（民国114年）家庭收支调查显示，每户可支配所得平均数为121.0万元新台币，较2024年增加3.9%；最高所得组增幅（3.9%）大于最低所得组（3.5%），每户所得差距倍数为6.17倍，较2024年增加0.03倍。[1] 世界日报2026年8月15日的报道称，这是14年来的最高差距，吉尼系数为0.341，与2024年相当。[3]

再看更长的时间线。立法院的预算评估报告引用主计总处资料：2011年至2014年吉尼系数由0.342降到0.336、差距倍数由6.17倍降到6.05倍；2015年至2021年则大致回升，由0.338增至0.341、由6.06倍增至6.15倍。[4] 主计总处向立法院提交的说明也指出，2014年至2024年，每户差距倍数由6.05倍扩大到6.14倍，吉尼系数由0.336略增到0.341；但同一时期按“每人”计算的差距倍数由3.98倍降到3.92倍，吉尼系数由0.282降到0.277。[2]

这两组数字并不矛盾，只是回答的问题不同：一个看家庭，一个看个人。对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它们共同说明：台湾的差距在过去十年没有失控，但也没有明显缩小；而且最近一年是“人工智能带动的半导体获利”这类市场力量，把高所得组的所得抬得更快。主计总处参事李佳航在报道中的解释是，高所得组增幅较大，而前一年的普发现金对低所得家庭帮助较大，曾使差距倍数缓和。[3] 这是官方对单一年度现象的解释，不等于长期规律。

三、工具箱之一：税收与社会移转（再分配）

最直接的工具，是通过税负和社会福利把一部分市场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研究》一篇文章把政府可用的政策工具概括为“租税移转”与“社会福利措施”两大类。[5]

OECD 的跨国比较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在可支配所得（扣除税收并加上社会现金移转、并按家庭规模调整）口径下，北欧和部分中欧国家的不平等最低，拉丁美洲国家、土耳其和美国最高。[6] OECD另一份政策研究指出，各国税收与移转“拉平”差距的程度差别很大，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税前不平等相近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多数国家有空间让税制与移转更具再分配性，而不一定损害经济效率。[7] 但同一研究也提醒，一些OECD国家的再分配力度已经下降，原因主要是社会移转改革（例如失业给付变得较不慷慨），以及对资本所得和高收入者减税。[7]

台湾的案例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立法院对财政部2021年度决算的评估报告指出：2011年至2021年间，政府所得重分配的“社福效果”虽有起伏，始终在1倍以上；但“租税效果”相对有限，建议检讨现行稅制与稽征技术，以增进赋税公平。[4] 换句话说，在台湾，缩小差距的主要力量来自社会福利，而不是税制；这是国家预算监督机关自己的评语，并不是外界的批评。

世界日报同一篇报道还引述中央大学兼任副教授辛炳隆的看法：各国最常用的方法是社会福利移转与租税政策，但研究显示租税效果不如社会福利。[3] 这是学者意见，与立法院的评估方向一致，读者不宜把它当成唯一答案。

四、工具箱之二：机会平等（教育、就业与居住）

只靠事后再分配，治标不治本。如果出身决定终身，那么差距会代代复制。台湾审计部在其政府改善所得分配措施的审核报告中写到：经济成果分配不均、税制和社会调节功能不彰，加上教育等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均，会进一步限制社会阶层流动，加深所得差距。[8]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政府推动改善所得分配措施多年，所得差距已略有趋缓，但分配不均现象仍然存在；与改善分配相关的永续发展目标对应指标，部分连续两至四年未达标、数据不足或目标值不具挑战性。[8]

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连政府自己的审计机关，都认为部分指标的目标值“不具挑战性”。这提示我们，制度设计不仅是立法，还包括设定可检验的目标并公开监测。

关于具体目标，媒体报道过一个例子：行政院会通过的“国家发展计划（民国114至117年）”订出“维持每户可支配所得吉尼系数不超过0.35”的目标；而当时最新公布的2023年吉尼系数为0.339，已低于0.35，因此中央社的报道说该目标偏向保守。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刘镜清则说，在自由经济的社会环境下无法阻止有钱人赚钱，政府要努力的是守住现况、不要继续恶化。[9] 这是政府官员的公开说法，可以直接看出一种政策立场：把“不恶化”作为底线，而不是追求明显缩小。

五、工具箱之三：约束市场力量与寻租

第三类制度比较不显眼：反垄断与公平竞争、信息公开、对政治献金与游说的规范，以及对公共采购的透明要求。它们的作用是减少“靠权力而非靠贡献获得的收入”。这一类工具很难用一个数字衡量，本文也没有对台湾的相关制度逐项核查，只提出分析框架：不平等如果来自创新与竞争，社会通常较能接受；如果来自垄断、特权和寻租，就会侵蚀对制度的信任。需要说明，这一框架是本文的归纳，并非任何一份官方文件的原话。

六、反对意见：再分配会不会拖垮效率？

这是最常见的反对意见，应当认真对待。它的论点是：高税负与高福利会削弱工作和投资的动力，最后“蛋糕变小”，所有人都受损。

这个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各国也确实存在设计不佳的税制与福利反而造成扭曲的案例。但就本文查到的证据，至少有两点可以回应。第一，OECD 的研究认为，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前不平等下，各国再分配程度差别很大，意味着不少国家可以在不牺牲效率与生产力的前提下增加再分配。[7] 第二，OECD也指出，福利国家除了缩小可支配所得差距，还能改善机会平等，可能对生产力与增长有益。[7] 需要补充的是：这只是一份机构的政策结论，经济学界对“再分配与增长”的关系仍有争论，这里不能说有定论。

另一种反对意见来自相反方向：认为台湾的差距在国际上并不算高，不需要强力介入。主计总处对此的回应相当谨慎：家庭收支调查是抽样调查，无法抽到全部高所得者，因此学术界会改用财税资料，看最高5%、1%等群体的所得占比，但财税资料也不含未申报家庭和免税所得，两者统计对象不同，要按观察目的选用。[10] 这等于承认，仅用家庭调查的吉尼系数，可能低估顶端的集中程度。

七、三个小测验：读到“不平等”报道时怎么判断

– 它说的是市场收入、可支配所得，还是财富？三者的变化方向可以相反。

– 它用“每户”还是“每人”？台湾“每户”6.17倍与“每人”约3.9倍并不矛盾，只是口径不同。

– 它说的是一年的变化，还是长期趋势？2025年的6.17倍受AI产业获利和前一年普发现金的影响，单年数字不宜过度解读。

八、本文的限度

第一，本文以台湾官方统计和公开报道为主，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做同口径比较，因此不能据此判断不同政治体制在缓解不平等上谁更有效。第二，OECD 的两份资料只读到摘录层次，未逐页核对图表。第三，关于第五节“约束寻租”的框架，是本文的归纳，没有对应的官方文件。第四，辛炳隆、李佳航的话来自媒体转述，未核对原始发言。第五，各项数字以所引来源发布的口径为准；2025年数字取自2026年8月公布的统计及媒体报道，如有修订以主计总处最新公布为准。

九、结论

市场经济下的不平等可以靠制度缓解，但不能期待一劳永逸。台湾的官方资料显示：差距在十年间大体稳定、略有起伏；缩小差距主要靠社会福利而不是税制；审计与立法监督机关都认为在目标设定和税制上仍有检讨空间。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同时使用再分配、机会平等和约束市场力量三类工具，明确口径、设定可检验的目标，并每年公开检讨。至于力度要多大，涉及价值判断，需要公民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上讨论，而不是由本文替读者决定。

参考文献

本文之英文、繁体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版本正在翻译准备中，完成后将于本页提供链接。

审稿记录：Editorial 独立审稿，2026-10-22。结论：PASS（附次要意见）。

← 返回 CCE-100 公民教育工程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