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完成民主转型之后，如何面对过去的伤害？谁该为威权时期的迫害负责？受难者如何得到补偿？历史真相如何确立、又由谁来书写？这些问题合在一起，就是“转型正义”。中华民国（台湾）在这方面做了几十年的尝试：有值得记录的经验，也有明显的局限。了解这两面，对思考未来的大陆同样重要——因为转型正义不是转型完成后的“附加题”，而是转型本身的一部分。
一、做过什么：四条主线
台湾的转型正义大致沿着四条主线展开。第一是赔偿与补偿：1990年代，政府先后制定《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1995年）与《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1998年），让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得到国家的正式道歉与金钱补偿。第二是档案开放与真相调查：2018年成立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负责调查威权统治时期的真相、平复司法不法、开放政治档案，在2022年提出总结报告后解散。第三是不当党产追讨：2016年成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负责追讨政党在威权时期取得的不当财产，切断“以党领政”的物质基础。第四是纪念与教育：建立国家人权博物馆、设立纪念碑、修订历史教材，让下一代知道发生过什么。
这四条主线说明，转型正义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组工作：赔偿处理“人”的问题，档案处理“真相”的问题，党产处理“权力结构”的问题，纪念处理“记忆”的问题。
二、经验：什么做法值得借鉴
台湾的经验中，有几点具有一般参考价值。首先是把“赔偿”与“真相”分开处理：赔偿可以较快启动——受难者年事已高，等不起漫长的调查；真相调查则需要更长时间，不能为了速度牺牲准确。先给受难者一个交代，再慢慢把历史讲清楚，这个顺序是务实的。
其次是档案开放是地基。没有档案，真相无从谈起；档案若被销毁或继续封存，任何调查委员会都只能停留在表面。台湾的政治档案开放过程一波三折，但方向是明确的：威权时期的统治档案属于公共财产，不属于某个政党或个人的私产。
第三，赔偿不等于和解，但它是和解的前提。金钱补偿无法抹去伤害，但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国家承认过去错了。没有这个承认，所谓的“向前看”只是要求受害者闭嘴。
三、局限：哪里做得不够
台湾的转型正义也有明显的局限。最大的局限是缺乏刑事追诉：威权时期的加害者多数已经去世，或因法律时效无法追诉。台湾的转型正义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与赔偿机制，而不是刑事审判——“加害者”很少真正站在法庭上。这意味着，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而非惩罚性的。
其次是任务未完成、机构先解散。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在2022年解散时，多项工作移交各部会继续办理，但后续执行的力度与能见度都明显下降。真相报告提出了建议，但建议缺乏强制执行力，落实情况参差不齐。
第三是政治化争议。蓝绿阵营对转型正义的评价长期分歧，使其经常被质疑为执政党的政治工具。一旦转型正义被贴上党派标签，它的道德权威就打了折扣，社会共识也更难形成。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转型正义若不能超越党派，就很难完成它最重要的使命——让全社会共同面对过去。
四、对未来的启示
台湾的经验留给未来几条启示。第一，档案保全要趁早。政权更迭前后的档案最容易散失——有人销毁，有人私藏。档案一旦消失，真相就永远缺了一块。民间与海外力量可以在这方面提前做事，不必等到转型发生。
第二，赔偿机制要与司法衔接。政治犯的平反、赔偿与司法独立如何衔接，是一个专门的制度设计问题（本系列另有专文讨论）。台湾的经验表明，赔偿条例可以先行，但最终要回到法治轨道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转型正义的目的是重建法治，而不是换一批人进行报复。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只会制造新的不正义。台湾没有大规模清算旧政权人员，这既是局限，也是一种克制——克制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新制度与旧制度的不同。
最后要记住导论中的提醒：台湾的经验是“做过什么”的参考，不是必须照抄的模板。大陆的规模、受害者的数量、档案的状况都与台湾不同，具体的赔偿标准、调查机制与时间安排必须重新设计。但方向是清楚的：面对过去，才能走向未来；回避过去，过去就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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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台湾）参与大陆民主转型：政党、立法与民意情景研究｜ROC-TRANS-02
中华民国（台湾）参与大陆民主转型：政党、立法与民意情景研究｜ROC-TRANS-02——公民社会在官方机制缺位时的补位作用，本问引用其结论
参考资料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第九节解释D（司法独立）之原则呼应，本问未重复其论证
ROC40-I04导论概念——经验不能当作可直接复制的操作手册，本问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