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如何划分中央、省与县的权力?

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正式施行的全国性宪法。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它没有选择中央集权,也没有选择联邦制,而是采取了一条中间道路——孙中山主张的“均权制度”。

均权是什么意思?简单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不由谁强谁弱决定,而由宪法明文规定。宪法第十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与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用二十多条条文,把中央、省、县各自管什么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中国宪政史上第一次用根本大法来回答“谁管什么”的问题。

一、均权主义:中央集权与联邦制之间的第三条路

孙中山的均权思想针对的是两种极端:一种是中央集权,一切权力归中央,地方只是执行机关;一种是联邦制,地方是主权单位,中央权力来自地方让渡。均权制度主张,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都直接来自宪法,地位平等、互不隶属——用孙中山的话说,是为了“达均权之目的”而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这一思想后来也被写进五权宪法的整体架构,成为中华民国宪法区别于一般三权分立宪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宪法第111条是均权原则的总开关:除了宪法列举的事项,凡未列举的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于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质者属于省,有一县之性质者属于县”;发生争议时,由立法院解决。这意味着:划分权力的最终裁判者是民意机关,而不是行政命令。

二、中央管什么:第107条与第108条

第107条列出由“中央立法并执行”的事项,共十三款:外交、国防、国籍法与刑事民事商事法律、司法制度、航空国道与邮电、中央财政与国税、税制划分、国营事业、币制、度量衡、国际贸易政策、涉外财政经济等。这些是典型的“全国一致性质”事务,地方无权染指。

第108条列出由“中央立法”、可交地方执行的事项,共二十款,包括省县自治通则、行政区划、教育制度、银行交易所制度、警察制度、公共卫生、土地法、劳动法等。中央定规则,地方可执行;省在不抵触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还可以制定单行法规。这是一种“中央立法、地方执行”的分工模式。

三、省与县管什么:第109条与第110条

第109条列出由“省立法并执行”、或交县执行的事项,共十二款:省的教育卫生实业交通、省财产、省市政、省公营事业、省农林水利渔牧、省财政与省税、省债、省银行、省警政实施、省慈善公益等。值得注意的是,经费不足时,“经立法院议决,由国库补助之”——宪法预见了地方财政困难,并给出了制度化的解决渠道。

第110条列出由“县立法并执行”的事项,共十一款:县的教育卫生实业交通、县财产、县公营事业、县财政与县税、县债、县警卫实施等。县是宪法保障的最基层自治单位。此外,第十一章(第112条至第128条)进一步规定了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制度:省、县分设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层层都有民选基础。

四、写在纸上的分权:设计与现实的落差

均权制度的设计是精密的,但它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宪法1947年12月25日施行时,国共内战正酣;1948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通过,宪法中关于中央地方分权的大量条文被冻结。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长期处于戒严与动员戡乱体制之下,省、县自治始终未能按宪法落实——台湾省长期由官派省主席治理,直到1990年代后地方自治才逐步恢复。

但这套设计的价值并没有消失。第一,它是中国唯一一部以根本大法形式确立地方分权的宪法文本,任何未来的宪政重建都不需要从零开始设计中央地方关系——均权条文稍加增修即可适用,这正是制宪者留给后人的制度遗产。第二,它的均权逻辑——权力划分由宪法明定、争议由民意机关裁决——正是今天讨论未来大陆地方治理(见本系列第三十一至三十五问)时可以直接援引的现成框架。1947年宪法没有机会在中国大陆施行,但它为“统一而分权”的中国保存了一份制度蓝图。

继续阅读

参考资料

其他语言版本: 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