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臺灣)轉型正義的經驗與侷限何在?

政權完成民主轉型之後,應當如何面對過去的傷害?威權時期的迫害應當由誰承擔責任?受害者如何獲得賠償?歷史真相應當如何確立、由誰來書寫?這些問題加起來,就是「轉型正義」。中華民國(臺灣)在這個領域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嘗試:有值得記錄的經驗,也有清楚的侷限。同時理解這兩面,對於思考未來的大陸同樣重要——因為轉型正義不是轉型完成之後才附加的「額外問題」,而是轉型本身的一部分。

I. 已經做了什麼:四條主線

中華民國(臺灣)的轉型正義大致沿著四條主線展開。第一是賠償與補償:1990年代,政府先後制定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1995年)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1998年),使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及其家屬獲得了國家的正式道歉與金錢賠償。第二是檔案開放與真相調查:2018年成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負責調查威權統治時期的真相、平反司法冤錯並開放政治檔案;該會在2022年提出最終報告後解散。第三是追討不當黨產:2016年成立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負責追討政黨在威權時期取得的不當資產,切斷「以黨領政」的物質基礎。第四是紀念與教育:設立國家人權博物館、建立紀念碑、修訂歷史教科書,使下一代知道發生過什麼事。

這四條主線表明,轉型正義不是單一的一件事,而是一組任務:賠償處理的是「人」的問題,檔案處理的是「真相」的問題,黨產處理的是「權力結構」的問題,紀念處理的是「記憶」的問題。

II. 經驗:哪些做法值得借鑑

在中華民國(臺灣)的經驗中,有幾點具有普遍的參考價值。第一是把「賠償」與「真相」分開處理:賠償可以較快開始——受害者年事已高,等不起漫長的調查;真相調查則需要更多時間,不能為了求快而犧牲準確。先給受害者一個交代,再慢慢把歷史說清楚——這樣的次序是務實的。

第二是檔案開放是基礎。沒有檔案,就沒有談論真相的依據;如果檔案被銷毀或繼續封存,任何調查委員會都只能停留在表面。中華民國(臺灣)開放政治檔案的過程幾經波折,但方向是清楚的:威權時期的政府檔案屬於公共財產,不屬於任何政黨或個人的私有財產。

第三,賠償不等於和解,但卻是和解的前提。金錢賠償無法抹去傷害,但它傳達了一個訊號:國家承認過去錯了。沒有這種承認,所謂的「向前看」只不過是要求受害者保持沉默。

III. 侷限:哪些地方做得不夠

中華民國(臺灣)的轉型正義也有清楚的侷限。最大的侷限是缺乏刑事追訴:威權時期的加害者大多已經去世,或因法律追訴時效而無法起訴。中華民國(臺灣)的轉型正義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與賠償機制,而不是刑事審判——「加害者」很少真正站上法庭。這意味著,正義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

第二是任務尚未完成,機構卻先解散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年解散時,一些任務移交各部會繼續辦理,但後續執行的力度與能見度都明顯下降。真相報告提出了建議,但建議缺乏強制執行力,落實情況參差不齊。

第三是政治化的爭議。藍綠陣營長期以來對轉型正義的評價存在分歧,以致它經常被質疑為執政黨的政治工具。一旦轉型正義被貼上黨派標籤,它的道德權威就會打折扣,社會共識也更難形成。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如果轉型正義不能超越政黨,它就很難完成自己最重要的使命——讓整個社會共同面對過去。

IV. 對未來的啟示

中華民國(臺灣)的經驗為未來留下了幾點啟示。第一,檔案保存必須趁早。政權更替前後的檔案最容易流失——有人銷毀,有人私藏。一旦檔案消失,真相就永遠缺了一塊。民間與海外力量可以在這個領域提前行動,不必等到轉型發生。

第二,賠償機制必須與司法銜接。政治犯的平反、賠償與司法獨立如何銜接,是一個專門的制度設計問題(本系列另一篇文章另有討論)。中華民國(臺灣)的經驗表明,賠償立法可以先行,但最終還是要回到法治的軌道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轉型正義的目的是重建法治,而不是以一群人取代另一群人來進行報復。以集體報復取代法治,只會製造新的不正義。中華民國(臺灣)沒有對舊政權人員進行大規模清洗;這既是一種侷限,也是一種克制——克制的價值在於,它證明了新體制與舊體制的區別。

最後,記住導論中的提醒:中華民國(臺灣)的經驗是「做過什麼」的參考,而不是必須照抄的範本。大陸的規模、受害者人數與檔案狀況都與中華民國(臺灣)不同,具體的賠償標準、調查機制與時間表都必須重新設計。但方向是清楚的:唯有面對過去,才能走向未來;迴避過去,過去就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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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從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國為何一再陷入王朝更替的政治循環?——第九節,說明丁(司法獨立),原則上相符;本問不再重複其論證

本系列導論概念——經驗不能被當作可以直接照抄的操作手冊;本問引用該概念。

譯自簡體中文原文(2026-10-24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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