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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076｜国际人权批评存在选择性吗？应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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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 2026-10-21

CCE-100 公民教育工程 · 总目录 CCE-076 条目

国际人权批评存在选择性吗？应如何看待？

摘要：“你为什么只批评我，不批评他？”这是被批评者最常用的反问，也是人权讨论里最容易吵成一团的地方。本文先承认一个事实：国际人权批评确实有选择性，而且有研究和联合国自己的会议记录可以支持。但“有选择性”和“批评是错的”是两回事。本文把选择性拆成三种——议程的选择、注意力的选择、投票的选择——各举一个有材料可查的例子：人权理事会常设的第七项议程（以色列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国际人权组织关注哪些国家的研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理事国身份如何改变其他国家的投票。接着讨论“该怎么看”：选择性批评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但它不能替代对具体事实的核查。本文的建议是三个动作：先查事实，再比同类，最后看谁在选。

一、先把问题问清楚

“选择性”这个词，其实包含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议程选择：一个机构的制度设计，本身就让某些国家比另一些更容易被讨论。第二种是注意力选择：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政府，把有限的关注投向哪些国家。第三种是投票选择：成员国在表决某国人权议题时，是看事实，还是看阵营。

这三种选择性可以分别检验，也可以分别成立或不成立。把它们混在一起说“联合国双重标准”，既容易让被批评者借机回避，也容易让批评者忽视真正的问题。

二、议程的选择：第七项议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常设议程共有十个项目。其中第七项的标题是“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人权状况”，是唯一一个直接点名某一情势的常设议程项目。[1][4] 这一点有联合国自己的会议记录为证：2023年的会议摘要写道，一些发言者认为第七项议程“指定了一个国家，是不成比例、不公平和带有偏见的”，同时，许多发言者强调，维持这一项议程有高度支持，因为它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长期未得到实现”的持续提醒。[1]

数字方面，各方说法不同，需要分开看。普遍权利小组（Universal Rights Group，日内瓦的一家政策智库，下称URG）统计，到2020年底，理事会就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通过了70项决议，举行了7次特别会议，远多于任何其他情势；排在第二的叙利亚是30项决议、5次特别会议。[2] 在2023年的一次会议上，以色列的代表称，理事会已经通过100项针对以色列的决议，占理事会历史上所有国别决议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当事国一方的说法，本文没有核对。[3] 联合国观察（UN Watch，一个倡导性的非政府组织）则统计，理事会举行过9次关于以色列的特别会议，而关于叙利亚是5次、缅甸3次、伊朗和利比亚各1次（两家的统计截止时间不同，所以以色列一项的数字也不同）。[4] 它的立场鲜明，应当作为一方的数据来读。

反方的理由同样有分量。理事会通过的第七项议程决议，经常援引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已有的决议，重申以色列定居点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非法性；例如2026年3月31日通过的关于定居点的决议，开头就援引了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安理会和联大的相关决议。[5] 支持者的逻辑是：占领是一个持续的、有国际法认定的状态，不是一系列孤立事件，需要一个常设的位置去追踪。

有意思的是，对这项议程的失望并不只来自一边。普遍权利小组2021年的文章认为：理事会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投入的关注虽然最多，却没有换来当地境况的改善；第七项议程长期“更多是为了赢取地缘政治上的分数，而不是促进巴勒斯坦人的权利”。[2] 它的结论既不是“应该取消”，也不是“应该维持现状”，而是质疑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

美国的做法则是另一种选择性的例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2016年的一份讨论文件写道：美国在理事会内的策略，是逐步稀释第七项议程的效果，同时反对在其下的讨论；它一再要求对每年重复的决议分别表决，并敦促盟友不要在第七项下发言，理由是这项议程缺乏正当性。[6] 这等于是对议程选择性的另一种选择性回应。

三、注意力的选择：谁被关注得多，谁被关注得少

议程之外，是注意力的问题。普遍权利小组2015年的研究发现，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中，超过55%是一般性的专题决议，只有7%针对具体国家；在第四项议程（需要理事会关注的人权状况）下，理事会成立后的八年里，只有12个国家成为决议的对象。[7] 也就是说，受到国别决议点名的国家，只占很少数。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2015年的另一篇文章提供了历史视角：除了关于以色列和少数几个非洲国家的决议之外，人权理事会（和它的前身人权委员会）曾经很不愿意点名具体政府；是美国推动了国别决议，并鼓励其他国家合作。[8] 所以今天看到的“有选择”，是一个会随时间变化的格局，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规律。

学术研究给出了更细的图景。莱博维奇和沃滕（Lebovic & Voeten）对1977至200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分析显示：冷战结束后，委员会点名和惩罚国家的方式，越来越少地符合“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操作”的现实主义预测，而越来越符合“政府要求他人兑现承诺”的声誉逻辑和“社会规范”的解释。[9] 另一篇覆盖1992至2008年的研究则发现：自由主义框架能解释大多数国家的投票，西方民主国家更倾向于支持批评人权记录差的国家；但它不能解释关于以色列的投票，因为这个议题独特地按地缘集团把各国分开——西方民主国家常常反对，发展中国家常常支持。[10]

非政府组织也有自己的选择。2025年《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刊载的一项覆盖155个国家、1995至2018年的研究发现：国际人权组织会回应当地公民社会的行动，在出现反政府动荡时会更多地关注该政府的侵权；同时，它们对与西方关系对立的国家投入的关注“显著更少”——作者在摘要中的解释是，这些组织意在把注意力引向那些尚未受到西方国家负面关注的国家。[11] 这说明：哪怕是自称中立的非政府组织，也存在可观察的偏向，不过方向不一定是人们先入为主猜测的那一边。

四、投票的选择：中国大陆成为理事国之后

第三种选择性，是各国怎么投票。2023年一项利用“自然实验”设计的研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时，其他成员国的投票行为会发生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担任理事国的时期，成员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的国别决议投反对票的概率显著上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的国别决议投反对票的概率则显著下降。[12] 研究者还访谈了在理事会工作的外交官，来验证这种机制。

这个发现有两面。一面是：理事会的投票确实受到大国影响力的左右，批评者说的“政治化”有实证依据。另一面是：这是对“影响力”的发现，而不是对某一项具体批评内容的判断。我们不能从“投票受影响”推出“新疆评估是错的”，也不能反过来。

本系列CCE-073已经讨论过2022年10月6日的表决：人权理事会以17票赞成、19票反对、11票弃权，否决了仅要求就新疆问题举行一次辩论的决定草案。[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在CCE-075中有梳理：它强调不干涉内政，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并得到数十个国家的联合声明支持。[13] 这些立场是它自己的论证，本文照实记录。同时，也应当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些主张，和那场表决中17国赞成、19国反对的实际分布，可以放在同一幅图里看，不必用一方的说法去否定另一方。

五、有选择性，批评就错了吗？

这是本文最想回答的问题。答案是：不一定，而且往往不是。

逻辑上，“你也有问题”不能推出“我说的你没有问题”。这个论证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你也一样”（tu quoque）。一份关于某国拘押做法的评估，其内容是对是错，要看证据；这和评估者自己国家的记录如何，是两个问题。

但选择性确实带来三个后果，值得认真对待。第一，它损害公信力。当联合国机构的投票结果明显取决于阵营，被批评者就有了反驳的材料，真正受害的人也更难被听见。第二，它影响效果。前面提到的研究说，同伴国家的批评比对手国家的批评更有影响力；[13] 一旦批评被当作阵营行为，就更容易被无视。第三，它造成“没有被看见的人”：有些严重情况，因为没有强国愿意推动，几乎不会进入议程。

台湾的情况是一个反方向的例子。中华民国（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无法把国家人权报告交给联合国的条约机构审查，只能自己邀请国际专家来审，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对称。[14] 本文不是要说明谁被对待得更好或更差，而是说明：选择性不只发生在“被点名”这一端，也发生在“被排除在外”这一端。

另一端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见CCE-071）。联合国人权机制对它的审议意见，和美国在2025年宣布不参加普遍定期审议的事实，已在前文说明；理事会的回应是表示遗憾并重新排期，而不是任何强制。[15] 这说明选择性不止出现在“谁被点名”，也出现在“谁愿意参加”。

六、应该怎么看：三个动作

面对一项国际人权批评，读者可以做三件事。

一，先查事实。不管批评来自哪里，先看它依据的材料是什么：是联合国的评估、法院判决、官方统计，还是匿名消息？材料可以被检验，就先检验。

二，再比同类。如果批评者也对类似情况有类似的批评，选择性的指控就弱；如果明显不同，就值得追问理由。比如，对同样的做法，是不是只有对一类国家才使用某个标准？这要看具体案例，不能凭印象。

三，最后看谁在选。是议程设置在选，是非政府组织的资源在选，还是成员国的投票在选？不同层面的选择，性质不同，改革的办法也不同：议程选择可以改制度，注意力选择要靠多元的监督者，投票选择则靠透明和问责。

七、限制与未核对之处

一，大部分材料是搜索摘录，没有打开全文。第七项议程的几组数字来自不同来源（智库、倡导组织、当事国代表），口径可能不同，没有逐项核对；“决议总数”会随时间变化，本文不给一个单一的权威数字。

二，学术研究多为摘要级别阅读：莱博维奇和沃滕2006年、1992至2008年投票研究、2025年《社会问题》的研究、2023年“自然实验”的研究，都只读到摘要或摘录，其方法和数据没有审查，且结论带有各自的时间范围。

三，对国际人权批评选择性的另一种常见指控——例如把批评归因为某国的战略意图——需要证据；本文没有处理这类动机推断，也没有评价任何国家的整体人权状况。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本文引述的是它在联合国场合的公开说法；与第七项议程相关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各方的政治争议，也不在本文评判范围内。

八、一点收束

回到标题：国际人权批评存在选择性吗？有，三种都有，而且有材料可查。应当怎么看？既不要用它当作一张可以挡掉所有批评的“通行证”，也不要假装它不存在。选择性是对批评者的要求——要说明为什么选这个、为什么不选那个；它不是对批评内容的答案。内容仍然要靠证据来回答。

参考文献

本文之英文、繁体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版本正在翻译准备中，完成后将于本页提供链接。

审稿记录：Editorial 独立审稿，2026-10-21。结论：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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