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新政府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

紧急权力,是旧政权最容易留给新政府的一件工具。大陆中共政权统治时期,“维稳”“紧急状态”“特殊时期”之类的名义,曾被用来压制异议、绕过法律、集中权力。新政府上台之后,面对混乱、冲突与真实的安全威胁,也会感到伸手去拿同一件工具的诱惑。如果防止复制只靠新领导人的善意,那它迟早会被复制:善意会耗尽,威胁会再来,工具还放在原处。防止复制,只能靠制度:紧急权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动用、由谁批准、持续多久、受谁监督、滥用如何追责——这五个问题,必须在紧急状态到来之前,就用法律回答好。

紧急权力容易被滥用的原因有三:定义模糊、时限缺失、监督缺位。下文逐一展开防范的办法。

一、紧急权力为什么容易被滥用

紧急权力的危险,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的自我扩张倾向。掌权者宣布紧急状态,往往有真实的理由:骚乱、灾难、外部威胁。但紧急状态一旦启动,权力的边界就开始模糊:原本需要立法批准的措施,改为行政命令;原本需要司法程序的拘禁,改为行政拘留;原本公开的决策,改为内部掌握。更危险的是,紧急措施会培养自己的既得利益:执行紧急权力的机构、依靠紧急状态获得预算与编制的人员,都会反对紧急状态结束。因此,防范紧急权力滥用,不能等到紧急状态结束后再来清算,而要在紧急状态启动之前,就把它的边界、期限与监督写进法律。没有事先写好的边界,紧急权力就是一张空白支票。

二、授权必须来自事先的法律

紧急状态的宣布条件,应当由法律事先明文列举:战争、重大自然灾害、全国性公共秩序崩溃,等等——列举越具体,掌权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就越小。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也应当由法律规定:行政首脑提议,立法机关批准,批准的决议公开并说明理由;未经立法机关批准的紧急状态,不具有法律效力。紧急措施的范围,同样应当有清单:可以做什么,例如调动救援力量、实施宵禁、管制交通;不能做什么,例如中止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实施无程序的拘禁,关闭独立媒体——这些基本权利的底线,在任何紧急状态下都不得突破。事先的法律越具体,紧急状态下的自由裁量就越少;事后追认的紧急权力,永远不应当被承认。

三、时限与日落条款

每一次紧急授权,都应当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固定期限:到期自动失效,延长必须重新提议、重新批准并说明理由。延长不能是默认的、批量的、无限次的;每一次延长,都应当像第一次宣布一样经过完整的批准程序。日落条款是时限的加强版:紧急措施所依据的特别法律,本身也应当有有效期,到期如果不经立法机关重新通过,就自动废止。时限制度还应当配上定期报告:执行紧急权力的机关,必须定期向立法机关报告措施的范围、对象与效果,报告公开,接受质询。没有时限的紧急权力,不是应急工具,而是永久性的权力扩张;没有报告的紧急权力,不是治理手段,而是黑箱操作。

四、监督与事后问责

紧急状态下的监督,不能只有一种。立法监督:立法机关有权随时撤销紧急状态,有权否决任何一项紧急措施;撤销权不需要等待紧急状态到期。司法审查:紧急措施仍然可以被起诉,法院仍然可以审查拘禁是否合法、措施是否超出授权——紧急状态不是司法的休假。媒体与公众监督:紧急状态下更需要信息公开,而不是更少;封锁消息的紧急措施,本身就应当被怀疑。紧急状态结束之后,还应当有事后审查:独立委员会审查各项措施是否超出授权,超出授权的决定应当被撤销,滥用紧急权力的个人应当承担责任(见 Q27 责任区分的原则)。事后问责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警告下一届政府:紧急权力不是免费的,滥用它的人要付出代价。五道防线——事先的法律、立法批准、固定时限、持续监督、事后问责——合在一起,才能让新政府在真正需要应急工具的时候用得上它,又在诱惑面前放得下它。

五、紧急状态下的信息自由:为什么越紧急越要公开

紧急状态最容易被滥用的环节之一,是信息:掌权者往往以“防止恐慌”“维护秩序”为由,封锁消息、管制媒体、切断网络。信息封锁的危险,在于它切断了监督的前提——立法机关看不到真实情况,法院拿不到完整证据,公众无法判断紧急措施是否必要。越是紧急,信息就越应当公开:紧急状态的宣布理由、措施的范围、执行的效果、解除的条件,这些信息公开得越充分,紧急权力被滥用的空间就越小。信息公开不是紧急状态的奢侈品,而是紧急状态合法性的组成部分:一个不敢公开自己在做什么的紧急政权,本身就应当被怀疑。

信息自由还需要制度支撑:独立媒体在紧急状态下应当继续运转,记者的采访权不受紧急措施的限制;网络管制措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与期限,不得以紧急状态为名实施无期限的断网;政府发布的信息,应当接受独立核查——官方通报与民间报道、国际观察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紧急状态下的谣言确实有害,但对付谣言的办法是公开真实信息,而不是封锁所有信息:封锁制造的信息真空,恰恰是谣言最好的温床。一个社会在紧急状态下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是它没有滑向新威权的重要标志。

六、从紧急状态中退出:恢复常态的程序与阻力

紧急状态最难的部分,往往不是宣布,而是退出。执行紧急权力的机构、依靠紧急预算获得编制的人员、习惯了紧急状态下不受约束的官员,都会成为退出的阻力;他们会找出新的理由延长紧急状态——威胁尚未消除、秩序尚未恢复、敌人尚未肃清。防止退出拖延的办法,是把退出写进进入的程序:宣布紧急状态时,就应当同时写明退出的条件与时间表;期限一到,紧急措施自动失效,不需要任何人下令解除;延长必须重新经过完整的批准程序,并公开说明延长的具体理由。自动失效的意义,在于把“继续紧急”的举证责任,交给了主张继续的一方。

退出之后,还需要清理工作:紧急状态期间制定的特别法规,应当逐项审查——哪些应当废止,哪些应当纳入常态法律,哪些应当接受合宪性审查;紧急状态期间作出的拘禁、征收与限制措施,应当逐项复核,违法的予以纠正,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见本系列 Q29 的平反赔偿衔接)。退出程序的完整程度,决定了紧急状态是成为一次性的应急工具,还是永久性权力扩张的开端:能够按程序退出的紧急状态,才是法治社会用得起的工具;退不出来的紧急状态,本身就是新威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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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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