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更替之后,公共安全会进入一个最脆弱的窗口:旧的安全机构失去了政治主人,新机构尚未建立,街头既可能失序,也可能出现以“清算”为名的报复。这个窗口里最容易发生的悲剧,不是旧政权复辟,而是新政权以维持秩序为名,重复它刚刚推翻的那种迫害。
因此,公共安全的问题必须拆成两个问题一起回答:谁来维持秩序,以及用什么制度保证维持秩序的人不变成新的迫害者。第一个问题没有第二个问题的约束,答案迟早会变质;第二个问题没有第一个问题的执行,也只是一纸空文。
一、警察去政治化:向法律负责,不向政党负责
维持日常治安的主体应当是地方警察,就地履职、按法律执法。去政治化的第一条规则是:警察的执法标准只能是行为是否违法,不能是政治立场、出身或言论。把政治身份作为执法标准,本身就是政治迫害——无论执行者打着什么旗号。
人事甄别同样要守这条界线:追究的是个人的严重违法行为,而不是政治身份或工作单位。普通警察只要依法履职,就应当留任;有违法行为的人走法定程序处理,结论可以申诉。本系列第十四问关于转型正义的基本立场正是区分个人责任、不搞集体报复,本问引用这一结论,而不重复其完整论证。
二、防止报复的制度护栏
报复最容易以三种面目出现:私刑、群众专政和借执法之名行清算之实。对付这三种面目,需要事先立好的护栏: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以“人民的名义”实施拘禁、抄家或人身伤害;羁押、搜查、冻结财产必须有法律依据,并接受独立司法的复核;设立独立于执行机构的投诉与调查渠道,让受害者有地方申诉。
过渡期的赦免与特赦尤其需要法定程序。谁可以被赦免、赦免什么罪行、由谁决定,都必须由法律规定并公开说明,不能由街头呼声或个别领导人临时决定。程序上的克制,正是新秩序与旧秩序最容易分辨的地方。
三、谁来执行:分工必须事先说清楚
执行主体的分工应当在过渡期开始前就写清楚:地方警察负责日常治安;军队不得介入日常治安与政治——这是本系列第二十四问关于军队国家化的结论,本问引用而不展开;社区组织与公民团体可以协助通报信息、照顾受害者,但不拥有执法权;独立的记录与观察工作可以作为辅助监督,但不能代替司法。
分工不清的代价,历史已经反复展示:当谁都可以“维持秩序”时,实际上就是谁都可以迫害。执法的垄断必须掌握在受法律约束的机构手里,而约束执法的权力必须掌握在执法机构之外。
四、安全与自由的平衡:紧急状态尤其需要缰绳
过渡期难免有人主张采取紧急措施。紧急状态如果不可避免,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有明确的期限、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有独立的监督与事后审查。没有期限的紧急状态,就是常态化的权力滥用——本系列第三十问讨论的正是新政府如何不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本问前向引用而不展开。
最后一条护栏是言论与集会自由。在过渡期,批评新秩序的声音尤其需要保护,因为压制异议正是新迫害最常见的起点。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见导读第六篇的判断标准),就看它对批评者是否同样讲法律:对赞成者讲法律不难,对反对者也讲法律,才是法治。
过渡期的记录工作同样重要:对发生的侵害事件应当及时、客观地记录并保存证据,既为日后的司法程序保留依据,也防止事后出现无法核对的指控。记录不是报复的清单,而是法治的起点——没有记录的正义容易变成传言,有记录的正义才经得起法庭的检验。记录工作应当由独立于执行机构的人员承担,并接受司法监督;任何人不得以记录为名进行骚扰或威胁。公开透明的记录还能约束执行者自身: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记录的人,更可能依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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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 第十四问: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
- 导读第二篇:宪法到底有什么用
- 导读第六篇: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
- 第二十八问: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本系列后续问题)
- 第三十问:如何防止新政府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本系列后续问题)
- 如何处理军队国家化与军人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