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nalysis & Commentary

FCM analysis, commentary, explainer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evelopments affecting democracy,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 Warum braucht China eine echte lokale Selbstverwaltung?

    Warum braucht China eine echte lokale Selbstverwaltung?

    In einer riesigen Gemeinschaft mit ausgeprägten sozialen Unterschieden werden die wirklichen Bedürfnisse der Orte oft vereinfacht, verzögert oder sogar falsch verstanden, wenn alle öffentlichen Entscheidungen in der Zentrale konzentriert sind und Schicht um Schicht nach oben weitergegeben werden.…

  • Pourquoi la Chine a-t-elle besoin d’une véritable autonomie locale ?

    Pourquoi la Chine a-t-elle besoin d’une véritable autonomie locale ?

    Dans une vaste communauté marquée par de fortes différences sociales, si toutes les décisions publiques sont concentrées au centre, les besoins réels des localités sont souvent simplifiés, retardés, voire mal interprétés au fil des transmissions successives. L’autonomie locale…

  • 為什麼中國需要真正的地方自治?

    為什麼中國需要真正的地方自治?

    一個幅員遼闊、社會差異顯著的共同體,若所有公共決定都集中於中央,地方的真實需要往往在層層上傳中被簡化、延誤甚至誤讀。地方自治不是把統一拆散,而是讓最接近問題的人,在憲法與法律劃定的範圍內,擁有決定、執行與負責的權力。它把民主從定期的投票擴展為日常的治理練習,使公民在學校、社區、縣市的公共事務中學會協商、監督與承擔責任。沒有這一層,憲法所承諾的自由與參與容易停留在紙面。 一、地方自治要解決什麼問題 集中體制的最大代價不是效率低,而是資訊失真與責任模糊。中央難以掌握各地產業、生態、教育與社會服務的具體情形,卻要為千差萬別的地方制定統一細則,結果往往是一刀切。地方自治把決策權下放,讓地方政府根據本地條件選擇優先事項,同時接受本地選民的直接檢驗。權力下放必須伴隨權限清單與財政安排,否則自治只剩名義,沒有能力。 二、自治的憲法位置 真正的地方自治需要憲法保障,而不是中央隨時可以收回的恩惠。憲法應明確地方的自治事項、立法空間與組織原則,並規定中央干預的法定條件與程序。司法機關應能審查越權干預,使地方自治成為可訴的權利結構,而非政策口號。在此框架內,地方條例不得牴觸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中央的統一標準只應守護權利底線與全國性公共品的協調。 三、民主的日常學校 地方選舉、議會辯論、預算公開與聽證程序,是公民訓練民主能力的重要場域。居民在參與社區規劃、學校預算與公共衛生決策時,能夠看到自己的意見如何變成政策,也能看到反對意見如何被回應。這種經驗比抽象的政治口號更能培養寬容與妥協。地方自治還為不同地區提供制度實驗的空間,成功的經驗可以被借鑑,失敗的代價則被控制在局部範圍。 四、自治不是分裂,也不是放任 有人擔心自治會削弱統一,但有憲法約束的自治恰恰有助於統一的正當性:統一建立在自願參與與權利保障之上,而非強制服從。另一極端是把自治理解為地方不受約束,同樣危險。地方權力也需要制衡,包括本地議會的監督、司法審查、資訊公開與媒體監督。自治的邊界應由法律明文劃定,爭議由獨立法院裁決,而不是由強勢一方單方面決定。 五、從試點到制度:漸進而堅定的路徑 地方自治的建立不必一步到位,可以先以法律明確試點範圍、評估標準與推廣條件。試點地區應在財政、議會監督與資訊公開方面達到基本門檻,並定期向社會公布成效與問題。成功的試點可以立法推廣,失敗的試點應公開檢討原因,而不是被掩蓋或無限期拖延。漸進路徑的意義在於降低改革風險,同時積累可複製的經驗。中央與地方在試點期間應保持溝通渠道,爭議通過協商與司法途徑解決。制度的最終形態應由立法程序確定,而不是由試點結果自動決定,這樣自治才能既有實踐基礎,又有民主正當性。 六、公民可以從哪裡開始 對普通公民而言,參與地方自治不必等待宏大改革。可以從了解本地預算、參加社區會議、關注學校與公共服務決策開始,逐步學會閱讀政策文件、提出問題與監督執行。公民團體可以整理本地議題清單,邀請官員公開回應,並記錄承諾的落實情況。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正是自治文化的起點:當越來越多的人習慣於以規則與證據討論公共事務,地方自治就不再只是制度設計,而是社會生活的常態。制度與文化互相塑造,缺一不可。 地方自治的最終檢驗,是居民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被尊重與被傾聽。 參考資料 ROC History & Co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 40 Questions | 中華民國歷史與憲政重建四十問 本系列導論(六篇,見系列索引) 大陸民主轉型與中華民國憲政恢復——自由地區擴展、全國選舉及雙重中華民國憲政危機 中華民國(台灣)參與大陸民主轉型:政黨、立法與民意情景研究 大陸民主轉型前、中、後中華民國憲政與法律改革路線圖——現行法障礙、立法權限及分階段實施方案 Seven-Law Transition Package(擬議示範法彙編,非已施行法律) 其他語言版本:简体中文 · English · 繁體中文 ·…

  • Why Does China Need Genuine Local Self-Government?

    Why Does China Need Genuine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a vast community with marked social differences, if all public decisions are concentrated at the centre, the real needs of localities are often simplified, delayed, or even misread as they are passed up, layer by layer. Local…

  • 如何防止新政府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

    如何防止新政府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

    紧急权力,是旧政权最容易留给新政府的一件工具。大陆中共政权统治时期,“维稳”“紧急状态”“特殊时期”之类的名义,曾被用来压制异议、绕过法律、集中权力。新政府上台之后,面对混乱、冲突与真实的安全威胁,也会感到伸手去拿同一件工具的诱惑。如果防止复制只靠新领导人的善意,那它迟早会被复制:善意会耗尽,威胁会再来,工具还放在原处。防止复制,只能靠制度:紧急权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动用、由谁批准、持续多久、受谁监督、滥用如何追责——这五个问题,必须在紧急状态到来之前,就用法律回答好。 紧急权力容易被滥用的原因有三:定义模糊、时限缺失、监督缺位。下文逐一展开防范的办法。 一、紧急权力为什么容易被滥用 紧急权力的危险,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的自我扩张倾向。掌权者宣布紧急状态,往往有真实的理由:骚乱、灾难、外部威胁。但紧急状态一旦启动,权力的边界就开始模糊:原本需要立法批准的措施,改为行政命令;原本需要司法程序的拘禁,改为行政拘留;原本公开的决策,改为内部掌握。更危险的是,紧急措施会培养自己的既得利益:执行紧急权力的机构、依靠紧急状态获得预算与编制的人员,都会反对紧急状态结束。因此,防范紧急权力滥用,不能等到紧急状态结束后再来清算,而要在紧急状态启动之前,就把它的边界、期限与监督写进法律。没有事先写好的边界,紧急权力就是一张空白支票。 二、授权必须来自事先的法律 紧急状态的宣布条件,应当由法律事先明文列举:战争、重大自然灾害、全国性公共秩序崩溃,等等——列举越具体,掌权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就越小。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也应当由法律规定:行政首脑提议,立法机关批准,批准的决议公开并说明理由;未经立法机关批准的紧急状态,不具有法律效力。紧急措施的范围,同样应当有清单:可以做什么,例如调动救援力量、实施宵禁、管制交通;不能做什么,例如中止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实施无程序的拘禁,关闭独立媒体——这些基本权利的底线,在任何紧急状态下都不得突破。事先的法律越具体,紧急状态下的自由裁量就越少;事后追认的紧急权力,永远不应当被承认。 三、时限与日落条款 每一次紧急授权,都应当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固定期限:到期自动失效,延长必须重新提议、重新批准并说明理由。延长不能是默认的、批量的、无限次的;每一次延长,都应当像第一次宣布一样经过完整的批准程序。日落条款是时限的加强版:紧急措施所依据的特别法律,本身也应当有有效期,到期如果不经立法机关重新通过,就自动废止。时限制度还应当配上定期报告:执行紧急权力的机关,必须定期向立法机关报告措施的范围、对象与效果,报告公开,接受质询。没有时限的紧急权力,不是应急工具,而是永久性的权力扩张;没有报告的紧急权力,不是治理手段,而是黑箱操作。 四、监督与事后问责 紧急状态下的监督,不能只有一种。立法监督:立法机关有权随时撤销紧急状态,有权否决任何一项紧急措施;撤销权不需要等待紧急状态到期。司法审查:紧急措施仍然可以被起诉,法院仍然可以审查拘禁是否合法、措施是否超出授权——紧急状态不是司法的休假。媒体与公众监督:紧急状态下更需要信息公开,而不是更少;封锁消息的紧急措施,本身就应当被怀疑。紧急状态结束之后,还应当有事后审查:独立委员会审查各项措施是否超出授权,超出授权的决定应当被撤销,滥用紧急权力的个人应当承担责任(见 Q27 责任区分的原则)。事后问责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警告下一届政府:紧急权力不是免费的,滥用它的人要付出代价。五道防线——事先的法律、立法批准、固定时限、持续监督、事后问责——合在一起,才能让新政府在真正需要应急工具的时候用得上它,又在诱惑面前放得下它。 五、紧急状态下的信息自由:为什么越紧急越要公开 紧急状态最容易被滥用的环节之一,是信息:掌权者往往以“防止恐慌”“维护秩序”为由,封锁消息、管制媒体、切断网络。信息封锁的危险,在于它切断了监督的前提——立法机关看不到真实情况,法院拿不到完整证据,公众无法判断紧急措施是否必要。越是紧急,信息就越应当公开:紧急状态的宣布理由、措施的范围、执行的效果、解除的条件,这些信息公开得越充分,紧急权力被滥用的空间就越小。信息公开不是紧急状态的奢侈品,而是紧急状态合法性的组成部分:一个不敢公开自己在做什么的紧急政权,本身就应当被怀疑。 信息自由还需要制度支撑:独立媒体在紧急状态下应当继续运转,记者的采访权不受紧急措施的限制;网络管制措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与期限,不得以紧急状态为名实施无期限的断网;政府发布的信息,应当接受独立核查——官方通报与民间报道、国际观察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紧急状态下的谣言确实有害,但对付谣言的办法是公开真实信息,而不是封锁所有信息:封锁制造的信息真空,恰恰是谣言最好的温床。一个社会在紧急状态下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是它没有滑向新威权的重要标志。 六、从紧急状态中退出:恢复常态的程序与阻力 紧急状态最难的部分,往往不是宣布,而是退出。执行紧急权力的机构、依靠紧急预算获得编制的人员、习惯了紧急状态下不受约束的官员,都会成为退出的阻力;他们会找出新的理由延长紧急状态——威胁尚未消除、秩序尚未恢复、敌人尚未肃清。防止退出拖延的办法,是把退出写进进入的程序:宣布紧急状态时,就应当同时写明退出的条件与时间表;期限一到,紧急措施自动失效,不需要任何人下令解除;延长必须重新经过完整的批准程序,并公开说明延长的具体理由。自动失效的意义,在于把“继续紧急”的举证责任,交给了主张继续的一方。 退出之后,还需要清理工作:紧急状态期间制定的特别法规,应当逐项审查——哪些应当废止,哪些应当纳入常态法律,哪些应当接受合宪性审查;紧急状态期间作出的拘禁、征收与限制措施,应当逐项复核,违法的予以纠正,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见本系列 Q29 的平反赔偿衔接)。退出程序的完整程度,决定了紧急状态是成为一次性的应急工具,还是永久性权力扩张的开端:能够按程序退出的紧急状态,才是法治社会用得起的工具;退不出来的紧急状态,本身就是新威权的开始。 继续阅读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Q26)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Q27) 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Q28) 政治犯平反、赔偿与司法独立应该如何衔接?(Q29) 如果中共政权崩溃,为什么民主制度不会自动出现?(Q16) 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导读 I06) 参考资料 四十问索引 本系列导读文章(I01–I06)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Q27)——结论引用 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Q28)——结论引用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结论引用,未重复其因果论证 七法过渡方案枢纽——示范法,非已施行法律 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繁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准备中,完成后将在此页提供链接。

  • 政治犯平反、赔偿与司法独立应该如何衔接?

    政治犯平反、赔偿与司法独立应该如何衔接?

    政治犯所受的伤害,往往是三重的:自由被剥夺,名誉被污损,生计被摧毁。一个人因为言论、信仰或政治立场入狱,出狱后还要背着“罪犯”的标签生活,处处受限。转型之后,对政治犯的对待,考验着新制度的成色:平反恢复名誉,赔偿弥补损失,司法独立防止重演——这三件事各不相同,但必须衔接起来。只平反不赔偿,是空头支票;只赔偿不独立,是收买沉默;没有独立的司法,平反与赔偿都可能被下一轮政治翻转。 平反的核心,是宣告无罪,而不是赦免。赦免预设了有罪,只是免除惩罚;平反则是承认:当年的判决本身就是错的。错误有两种:一种是所依据的法律本身不正义——以言论、信仰、结社为罪名的法律,不应当成为定罪的依据;另一种是审判程序违法——没有辩护、没有公开审理、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平反的程序应当公开:撤销原判决,恢复政治权利,公开宣告无罪,并把相关档案向本人与社会开放。平反不是个别领导人的恩惠,而是法律程序的纠错;它的依据越公开,它的结论就越难被翻案。真相查明的工作(见 Q26)为平反提供了事实基础:先把案件查清楚,平反才站得住脚。 一、平反:宣告无罪,而非赦免 平反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赦免是权力对罪行的宽恕,平反是法律对错误的纠正。政治犯的案件,大多不是“量刑过重”的问题,而是“定罪本身不正当”的问题:一个人因为写文章、参加集会、坚持信仰而被判刑,这样的判决在正义的法律秩序中根本就不应当存在。因此,平反的宣告应当明确写出:原判决所依据的罪名无效,或者原审判程序严重违法,判决予以撤销。平反还应当恢复当事人的全部法律地位,而不只是恢复名誉。平反的程序应当由法律规定、由司法机关执行,而不是由行政长官一批一批地“特批”——特批的平反,今天可以给,明天就可以收回。 二、赔偿:弥补损失,而不是收买沉默 平反恢复了名誉,但失去的岁月、健康与财产,需要赔偿来弥补。赔偿应当包括几个方面:人身自由的损失、财产的没收与损毁、身体健康的损害、家属连带承受的损失。赔偿的标准应当公开、统一:同样的遭遇,同样的赔偿,不能因为政治亲疏、地域远近而差别对待;赔偿的资金应当由国家财政专项列支,程序透明,接受审计。精神层面的弥补同样重要:公开道歉、建立纪念、把案件写进历史教育。但赔偿必须附带一条底线:赔偿不能以“不得再提此事”作为条件。用钱换沉默,不是赔偿,是封口;一个靠封口维持的和解,迟早会在下一代人追问历史时破裂。 三、为什么必须由独立的司法来做 平反与赔偿如果由行政机关说了算,就会变成政治交易:今天的执政者可以平反自己人、拖延别人;明天的执政者可以反向操作。防止这种循环的办法,是把平反与赔偿的决定权交给独立的司法:法官不受政治干预,判决公开并说明理由,当事人不服可以上诉。司法独立本身也需要制度保障:法官的任期与待遇不受政治报复威胁,经费由立法机关保障,审理政治犯案件的法官应当回避与旧体制迫害机构的关联(见 Q27 职务审查的原则)。独立的司法不只是平反赔偿的执行者,更是整个转型正义的封顶石:当人民相信法庭不会随政治风向改判时,平反的结论才真正稳固,赔偿的承诺才真正可信。 四、衔接的顺序与底线 平反、赔偿与司法独立的衔接,有一个合理的顺序:先查明事实(见 Q26),再区分责任(见 Q27),然后平反与赔偿,最后以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封顶。顺序颠倒,就会出现问题:没有事实基础的平反容易出错,没有责任区分的赔偿容易变成大锅饭,没有司法独立的平反赔偿容易被翻案。衔接还应当防止两种偏差:一种是“平反竞赛”,各方争相平反自己人,把平反变成政治动员的工具;另一种是把过渡司法无限期延长——特别法庭、特别程序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变成常态之外的第二套司法。过渡司法与常态司法的衔接方式,应当由过渡立法明文规定并设定时限。底线只有一条:平反赔偿的每一个决定,都应当经得起公开的检验——因为转型正义的权威,最终来自程序的公正,而不是权力的慷慨。 五、赔偿的资金来源与管理:谁出钱、谁管钱 赔偿的标准确定之后,还有一个实际问题:钱从哪里来,又由谁来管。资金来源应当以国家财政专项列支为主:转型后的国家,以财政收入设立赔偿基金,分期支付,避免一次性支付压垮过渡预算。另一个来源,是犯罪者非法所得的追缴:经司法程序确认的贪污、侵占财产,可以依法没收并纳入赔偿基金——但追缴必须经过司法程序,不能以“赔偿”的名义直接没收任何人的财产,否则赔偿基金本身就成了新的不正义。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是好事,但来源越复杂,管理就越需要透明:基金的收支应当定期公开,接受立法机关与独立审计的监督,任何一笔支出都应当有案可查。 管理机构的设计,同样关键:赔偿基金不应当由行政机关直接掌握——那样它很容易变成政治酬庸的工具;比较稳妥的做法,是由独立委员会管理,成员包括法官、律师、受害者代表与财务专家,决策公开并说明理由。赔偿的发放,也应当与平反程序衔接:先平反、再核定、后发放,顺序不能颠倒;已经去世的受害者,赔偿应当发给家属,并以受害者的名义公开记录。钱的问题处理得越透明,赔偿就越像正义;处理得越随意,赔偿就越像收买。 六、平反的国际维度:流亡者、海外档案与跨国追责 政治犯的平反,还有一个国内视角容易忽略的维度:许多受害者流亡海外,许多证据保存在海外,许多加害者的资产也在海外。流亡者的平反,应当与国内的平反同步进行:流亡不是罪,返回不应当附带条件;流亡者在海外形成的家庭、工作与身份,应当在返回时得到法律承认,而不是被要求“重新开始”。海外档案的利用,同样重要:流亡者带出的文件、海外媒体的报道、国际组织的调查记录,都可以作为真相查明与平反程序的证据——只要经过核实程序,来源在海外并不减损证据的价值。 跨国追责是更复杂的一环:涉嫌严重犯罪的人若逃往海外,引渡与审判需要国际合作;引渡条约的有无、所在国的政治意愿、死刑存废的分歧,都会影响追责的成败。务实的做法,是把跨国追责当成长期工作:先固定证据、发布通缉、冻结资产,再逐步推动引渡与审判;即使一时无法引渡,也应当通过公开的司法程序确认罪行,让加害者无法以“无人追责”自居。平反的国际维度提醒转型者:正义的范围,不应当以国境为界——受害者在哪里,正义就应当跟到哪里。 继续阅读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Q26)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Q27) 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Q28) 如何防止新政府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Q30) 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导读 I06) 参考资料 四十问索引 本系列导读文章(I01–I06)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Q26)——结论引用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Q27)——结论引用 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Q28)——结论引用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结论引用,未重复其因果论证 七法过渡方案枢纽——示范法,非已施行法律 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繁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准备中,完成后将在此页提供链接。

  • 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

    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

    政治转型之后,要求惩罚的呼声是真实而正当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等待了几十年,他们希望看到加害者受到惩罚,这种情感不应当被轻视。但是,惩罚应当由谁来执行、按什么标准执行,却是一个必须谨慎回答的问题:如果把惩罚交给集体情绪,让“一群人”去惩罚“另一群人”,结果不会是正义,而是新一轮的不正义。法治的意义,正在于为惩罚划出界线:只惩罚行为,不惩罚身份;只按证据定罪,不按情绪定罪。 报复与惩罚的区别,首先在于对象。报复按群体标签行事:某单位的人、某系统的人、某地出身的人,都可以成为报复的目标,因为报复追问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属于哪一边”。惩罚恰恰相反:它只针对个人的具体行为,必须有证据、有程序、有辩护的机会。报复也没有上限:今天报复甲,明天就可以报复甲的亲属、同事、同乡,仇恨的链条会自己延长。惩罚则有上限:罪刑相称,程序终结,服刑完毕,惩罚就结束了。一个社会如果接受报复作为惩罚的方式,它就等于宣布:惩罚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 一、报复与惩罚的区别 报复与惩罚看似相近,实则背道而驰。报复的动力是情绪:愤怒、屈辱、复仇的快感。它的判断是集体的:因为某个人属于某个群体,所以他应当受罚。它的程序是没有程序:人人都可以动手,人人都可以声称自己在执行正义。惩罚的动力是规则:法律事先规定了什么是犯罪、应当受到什么惩罚。它的判断是个人的:法庭只审理被告自己的行为,不审理被告的出身、单位或政治标签。它的程序是公开的:起诉、举证、辩护、判决,每一步都可被检验。报复不需要证据,因为情绪本身就是证据;惩罚离开证据就无法成立。这就是为什么报复总是更快、更痛快,也总是更危险:它绕过了所有防止误判的关卡。 二、集体报复伤害的是转型本身 集体报复最直接的受害者,是那些被错误归入“应当受罚”群体的人:一个从未参与迫害的办事员、一个只按规程工作的教师、一个与迫害政策毫无关系的普通职员,都可能因为群体标签而失去工作、自由乃至生命。新的不正义一旦制造出来,转型就背上了第二笔道德债务。更深的伤害在于政治后果:当旧体制的全体人员都感到自身难保时,他们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抱团抵抗、拖延交接、销毁证据(见 Q27 对责任区分的论证);转型将失去平稳过渡的可能。而一个以报复开场的新政府,也无法说服人民相信它与旧政权有什么不同——旧政权用群体标签迫害人民,新政权如果也用群体标签惩罚人民,改变的只是标签的内容,不是统治的方式。 三、法治的替代方案不是“放过” 反对集体报复,绝不等于主张放过罪犯。法治提供的是一套更慢、但更可信的替代方案:个人的刑事责任由独立的司法程序审理(见 Q27);事实的查明由真相调查承担(见 Q26);不构成犯罪的职务责任由职务审查处理;受害者的平反与赔偿另有程序衔接(见 Q29)。公开审判本身就是社会教育:当人民看到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必须像普通人一样站在法庭上回答证据时,法治的观念才真正扎根。程序慢,是因为程序要防止误判;结论可信,正是因为它经过了检验。一个未经程序检验的惩罚,即使惩罚对象确实有罪,也无法让社会确信惩罚是公正的——而这种确信,恰恰是新制度合法性的来源。 四、法治也要防止被利用 坚持法治,还有后半句话:程序不能成为拖延正义的借口。如果司法程序被旧势力渗透、被无休止的上诉拖延、被“证据不足”的托词架空,受害者的耐心就会耗尽,报复的呼声就会重新高涨。因此,过渡时期的司法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法官的独立性不受政治干预;审理有时限要求,不能无限期搁置;判决与理由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法治的底线还包括:惩罚必须依据行为发生时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不能凭空创设罪名去追溯惩罚——否则,“法治”就成了新标签下的旧把戏。这些要求是原则性的,具体罪名、时效与程序,应当由过渡立法明文规定(七法过渡方案为示范法,非已施行法律)。法治不是软弱,而是把惩罚关进制度的笼子:笼子越坚固,正义走得越远。 五、仇恨言论与煽动: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反对集体报复,还涉及一个棘手的问题:转型时期的言论自由,应当包括对旧体制人员的仇恨言论吗?答案需要区分两种言论:批评与煽动。批评旧体制、谴责加害者、要求惩罚罪犯,是言论自由的核心内容,即使言辞激烈,也应当受到保护——受害者有权表达愤怒,社会有权公开讨论过去。煽动则不同:号召对某一群体实施暴力、公布私人住址以供报复、组织针对特定人群的袭击,这些言论本身就是暴力行为的准备步骤,法治社会有理由加以限制。区分的标准,不在于言论是否令人不快,而在于言论是否直接导致具体的暴力危险。 划这条界线时,必须警惕旧病复发:旧政权最擅长的,就是以“维护稳定”“防止仇恨”的名义,压制一切批评;新制度如果沿用同样的办法,言论自由的边界就会重新成为权力任意划定的线。因此,限制煽动的法律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定义具体,只针对直接煽动暴力的言论;程序公开,由法院而非行政机关判定;处罚相称,针对言论造成的实际危险,而不是言论的立场。言论自由的边界越是由法院在个案中划定、而不是由行政机关事先划定,转型社会的言论空间就越安全。愤怒可以表达,暴力不能组织——这条界线,是法治社会与报复社会的分水岭之一。 六、从报复冲动到制度信任:需要几代人 即使制度设计得再完善,报复冲动也不会在转型后立刻消失。受害者的创伤需要时间愈合,社会的信任需要一代人以上的重建:第一代人经历过迫害,他们对惩罚的渴望最强烈;第二代人从父辈的讲述中继承记忆,他们对真相的要求最迫切;到第三代人,历史成为教材中的一章,制度信任才真正成为日常习惯。转型正义的设计,必须为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留出空间:公开审判、真相报告、纪念教育,这些工作不是一届政府任期内的任务,而是几代人的功课。 时间跨度还意味着期望管理:转型初期的领导人,常常向人民承诺“正义很快到来”;当正义迟到时,人民的失望会重新点燃报复的呼声。诚实的办法,是从一开始就说明正义的时间表:哪些案件优先审理,哪些程序需要几年,哪些历史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查清。慢,不等于不做;说清楚慢的原因,本身就是对人民的尊重。法治社会与报复社会的区别,最终不在于谁的惩罚更严厉,而在于谁的惩罚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报复的快感属于一时,制度的信任属于几代人。 继续阅读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Q26)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Q27) 政治犯平反、赔偿与司法独立应该如何衔接?(Q29) 如何防止新政府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Q30) 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导读 I06) 参考资料 四十问索引 本系列导读文章(I01–I06)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Q26)——结论引用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Q27)——结论引用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结论引用,未重复其因果论证 七法过渡方案枢纽——示范法,非已施行法律 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繁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准备中,完成后将在此页提供链接。

  •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

    政治转型之后,一个最容易引起争吵的问题是:旧体制下的几百万公务员,是不是人人都有罪?如果回答“是”,转型就会变成一场无边无际的清算;如果回答“否”,真正的罪犯又可能混在人群中逃脱。正确的出发点不是数人头,而是区分责任:不同的人,在旧体制中做了不同的事,就应当承担不同的责任。 区分的第一条标准,是行为,不是身份。一个人是否承担犯罪责任,不取决于他属于哪个单位、穿过哪身制服,而取决于他亲手做过什么:是否实施过或直接下令实施过迫害、酷刑、非法拘禁、谋杀等行为。这些行为本身构成犯罪,无论以什么名义执行。相反,一个只办理日常行政事务、执行常规命令、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公务员,所承担的是行政责任——他在旧体制中扮演过角色,但没有犯下罪行。身份说明一个人曾经在哪里,行为才说明一个人曾经做了什么。 一、标准是行为,不是身份 旧体制的规模决定了这条标准的重要性。大陆中共政权统治时期的国家机器雇佣了庞大的人员:从中央部委到乡镇办事员,从警察、法官到学校、医院的行政人员,其中绝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维持社会日常运转的工作。把他们一概视为罪犯,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法操作:新制度仍然需要这些人维持公共服务(见本系列 Q18 的留用原则)。反过来,真正的犯罪行为也不会因为披上“执行公务”的外衣而消失:下令抓捕异议人士的官员、动手施加酷刑的警察、伪造证据的办案人员,他们的行为有具体的受害者、具体的时间地点、具体的档案记录。区分责任,就是把“体制中的角色”与“个人的犯罪行为”分开:前者接受职务审查,后者接受司法审判。 二、上级命令不是免罪符,也不是定罪的全部理由 “我是奉命行事”这句话,在转型后的法庭上会出现很多次。它的效力应当被严格限定:一方面,上级命令不能为犯罪开脱——执行杀人、酷刑、非法拘禁命令的人,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这些行为在任何文明的法律秩序中都是犯罪,执行者不可能不知道。另一方面,仅仅“服从过命令”本身,不能成为定罪的理由:一个按规程盖章、按预算拨款、按上级指示起草文件的办事员,没有因为服从而成为罪犯。判断时应当看几个具体问题:这个人是否主动选择了犯罪行为,还是在胁迫下别无选择?他是否从犯罪中获得特殊利益?他是否有机会拒绝或消极抵制?这些问题的答案,要靠档案、证人证言与行为记录来证明,而不是靠出身、履历或单位标签来推定。 三、行政责任应当如何处理 不承担犯罪责任,不等于不承担任何责任。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应当通过职务审查程序来处理,而不是刑事审判。审查的内容包括:这个人在旧体制中的职务层级、参与决策的程度、是否积极推动过迫害政策、公众投诉记录。处理的方式也应当与刑事惩罚区别开来:去职、降职、在一定年限内不得担任特定公职、公开说明自己的职务行为。审查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防止旧体制的骨干继续掌握新制度的权力;审查的程序必须有保障:当事人有权申诉、有权要求复核、审查标准应当公开。没有程序保障的职务审查,很容易滑向黑名单政治——今天以“清理”的名义撤掉一批人,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撤掉另一批人。 四、为什么区分对转型本身重要 区分责任,不只是为了公平,更是为了转型能够成功。如果不加区分地清算,旧体制的全体人员都会感到自身难保,他们最理性的反应就是抱团抵抗、拖延交接、销毁档案;转型将失去维持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人才,也失去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区分得当,大多数人可以安心留用、接受监督,真正的罪犯则面对司法程序,社会的裂痕才有可能弥合。这条界线,也是法治与报复的分水岭(见 Q28):法治要求对每个人的行为单独判断,报复则是按群体标签集体惩罚。一个转型如果从集体惩罚开始,它就已经背离了自己声称要建立的制度。区分责任,就是向全社会证明:新制度惩罚的是行为,而不是身份。 五、证据与程序:如何证明个人行为 区分责任的原则确定之后,最难的是证明:如何证明某个人亲手做过什么。证据主要来自三个渠道:档案——命令、签批、审讯记录与人事档案;证人——受害者、同事与下属的证言;行为轨迹——职务、权限与时间线的交叉印证。单一证据往往不足:档案可能被销毁或伪造,证人记忆可能偏差,职务记录只能证明人在场、不能证明人动手。因此,定罪应当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为标准:档案与证言吻合,时间线与职务权限吻合,才足以认定个人行为。证明标准还应当区分场合:刑事审判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宁可放过、不可错判;职务审查适用较低的标准,但同样需要证据,不能凭传言或出身定案。 程序保障与证明标准是一体两面:被告人有权知道指控的内容、有权获得辩护、有权质证证据、有权对决定提出复核;审理应当公开,判决应当说明理由。没有这些程序,区分责任的标准即使写得再清楚,也会在执行中走样——审查者会倾向于用群体标签代替个案证据,因为标签省事、证据费事。程序的繁琐,恰恰是对抗这种偷懒的屏障。转型初期的司法资源有限,案件数量庞大,务实的做法是按严重程度排序:先审理涉及杀人、酷刑等严重犯罪的案件,再处理一般的职务审查;排序不是拖延,而是让最有限的司法力量先用在最应当惩罚的行为上。 六、和解的另一半:受害者参与与社会修复 区分责任还有另一半工作:受害者的参与。受害者不应当只是审判中的证人,而应当是转型正义程序的参与者:有权了解案件进展,有权在量刑与职务审查中陈述意见,有权获得平反与赔偿程序的信息(平反赔偿的衔接见本系列 Q29)。受害者的参与,不仅是对个人的尊重,更是对程序的监督:当受害者能够旁听、质询、申诉时,司法程序就更难被暗箱操作。参与还需要配套的支持:法律援助、心理辅导、作证保护——没有这些支持,参与的权利只是一纸空文,许多受害者会因为无力、无助而不敢走进法庭。 社会修复是区分责任的最终目的:当社会看到,犯罪者受到了与其行为相称的惩罚,普通公务员经过审查后留任,公共服务得以维持,人民才会相信新制度既讲原则、也讲分寸。修复还包括社区层面的工作:加害者与受害者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同一座城市,完全的隔绝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社区对话、公开道歉、共同参与地方事务,都是修复裂痕的办法。区分责任的意义,最终不在于把人群切成两半,而在于让社会在分清是非之后,重新学会共同生活。 继续阅读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Q26) 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Q28) 政治犯平反、赔偿与司法独立应该如何衔接?(Q29) 谁来维持地方政府、医院、学校与基本公共服务?(Q18) 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导读 I06) 参考资料 四十问索引 本系列导读文章(I01–I06)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Q26)——结论引用 谁来维持地方政府、医院、学校与基本公共服务?(Q18)——结论引用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结论引用,未重复其因果论证 七法过渡方案枢纽——示范法,非已施行法律 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繁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准备中,完成后将在此页提供链接。

  •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

    为什么政治转型需要真相委员会?

    政治转型完成之后,社会并不会自动恢复平静。大陆中共政权统治时期留下的监狱、档案、审讯记录还在,受害者的记忆还在,加害者的名字还在——只是没有人愿意先开口。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对过去发生过什么达成基本的事实共识,和解就无从谈起,新的政治生活也会一直被旧的伤口拖住。真相委员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的公共机制。 它的任务不是审判,而是查明:谁被抓了,谁下令了,哪些机构参与了迫害,哪些政策造成了伤害。它把分散的个人记忆,变成经过核实、可供公众查阅的事实记录。没有这一步,转型正义的其它工作——区分责任、平反赔偿、防止重蹈覆辙——都缺少立足的地面。 一、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和解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宽恕表演。和解的前提,是双方至少承认同一批基本事实:某一年,某些人因为某些言行被捕、被判刑、被迫害;某些机构执行了这些决定;某些政策是系统性的,而不是个别人的偶然错误。如果连这些事实都不能确认,受害者与加害者就生活在两个不同的过去里,对话无法开始。真相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与调查报告,就是要把这些事实钉在公共记录上,让任何一方都难以再用谣言或沉默加以否认。中华民国(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表明(见本系列 Q14),真相调查即使不完整,也能为社会的后续讨论提供一个共同的起点;而没有这个起点,历史就会被各方反复改写。 二、真相委员会不是法庭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否则真相委员会会被两种相反的期待压垮:受害者希望它直接判刑,加害者害怕它成为清算工具。真相委员会的权力是调查权,不是审判权:它可以传唤证人、调阅档案、举行听证、公布报告,但不能定罪量刑。个人的刑事责任,应当由独立的司法程序处理(见 Q27 对个人责任与行政责任的区分);集体的报复,则必须被法治排除(见 Q28)。真相委员会与法庭的分工,恰恰是法治转型的一部分:查明事实归委员会,定罪量刑归法院,赔偿与名誉恢复另有程序(见 Q29)。混淆这条界线,真相工作就会变成另一种政治运动。真相委员会要让人相信,还需要制度上的独立性:成员应当来自不同背景,包括受害者代表、法律人与历史学者,而不是由新政府单方面任命;经费应当由立法机关专项拨付,不受行政部门的日常节制;调查过程应当公开,报告应当全文发表,不经政治审查。没有这些保障,真相委员会很容易被当成新政权的宣传工具,它的结论也就失去了公信力。 三、真相委员会能做什么 在授权范围内,真相委员会可以做几件法庭做不了、历史学家单独做不到的事。第一,确认受害者的范围与经历,让无名的人恢复姓名,让被掩盖的案件进入公共记录。第二,揭示迫害的体制机制:不是只记录个别恶行,而是说明命令如何下达、机构如何配合、档案如何伪造——因为只有看清机制,才能改革机制。第三,提出制度改革建议:哪些机构应当改组,哪些档案应当开放,哪些法律应当废止。第四,为教育与纪念提供可核实的素材,让下一代不必从传言中拼凑历史。这些工作的共同点,是把“过去”从政治斗争的工具,变成公共知识的一部分。 四、没有真相的代价 有人主张“向前看”,认为追究过去会撕裂社会。这种主张忽略了一个事实:未经清理的过去不会消失,它会换一种方式回来。旧机构的人员、档案与行事方式如果原封不动地进入新制度,新的权力就可能沿用旧的手段(见 Q30 对紧急权力滥用的警惕);受害者的沉默也不会换来遗忘,只会换来下一代从碎片中重建的仇恨叙事。真相工作拖得越久,档案灭失、证人凋零的损失就越大,查明的成本就越高。启动真相委员会,不是为了沉溺过去,而是为了让社会能够真正告别过去——告别的前提,是先把过去说清楚。 五、档案开放与证人保护 真相委员会的工作,离不开两样东西:档案与证人。档案方面,旧政权的审讯记录、判决文书、内部指示、监控名单,是查明事实最直接的证据;真相委员会应当有权调阅这些档案,立法机关应当规定档案开放的程序与期限——哪些档案立即公开,哪些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应当隐去姓名后公开,哪些确属国家安全范围的可以暂缓但不得销毁。档案灭失是真相工作最大的敌人:政权倒台前后,往往是档案销毁最集中的时期;因此,档案保全应当是窗口期的优先任务之一,甚至先于真相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先封存,再查阅。档案开放还要处理一个敏感问题:线人与告密者的记录。公开这些记录可能撕裂社区,不公开又可能留下隐患;务实的做法,是由真相委员会按个案决定公开的范围与方式,而不是一律公开或一律封存。 证人方面,真相委员会必须提供保护:作证者的身份、住址与工作单位应当保密,作证不应当成为报复的理由;对于曾经参与迫害、如今愿意作证的人,作证本身可以作为量刑或职务审查时的从轻情节,但不能成为免罪的承诺——证人保护与责任追究的界线,必须在作证之前就向证人说清楚。没有保护的真相调查,只能听到最勇敢的少数人的声音;而真相需要的,是尽可能多的人愿意开口。 六、真相工作的收尾:报告、纪念与教育 真相委员会不是永久机构;它应当有明确的任期与收尾安排。收尾的第一项工作,是最终报告:报告应当全文公开,包括调查方法、证据来源、结论与未解之谜——承认哪些问题查清楚了、哪些问题因档案灭失而无法查清,同样是真相的一部分。一份诚实的报告,比一份看似完整的报告更有公信力。收尾的第二项工作,是纪念:建立纪念馆、纪念碑与受害者名录,让真相从纸面走进公共空间;纪念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下一代有一个可以凭吊与思考的场所。收尾的第三项工作,是教育:把经过核实的事实写进历史教材,让学校讲授这段历史,而不是把历史留给传言与网络碎片。 收尾还要防止两种偏差:一种是把真相委员会的结论变成官方定论,禁止不同的历史解释——真相工作的成果应当是公共知识的起点,而不是历史讨论的终点;另一种是报告发表之后无人跟进,制度改革建议束之高阁,档案重新封存。防止这两种偏差的办法,是把收尾写进法律:报告发表后,立法机关应当逐项回应改革建议,档案管理应当移交常设的档案机构,纪念与教育工作应当有持续的经费。真相委员会可以解散,但它留下的记录、纪念与教材,应当比它自身活得更久。 继续阅读 如何区分个人犯罪责任与一般公务员的行政责任?(Q27) 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Q28) 政治犯平反、赔偿与司法独立应该如何衔接?(Q29) 如何防止新政府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Q30) 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Q14) 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导读 I06) 参考资料 四十问索引 本系列导读文章(I01–I06) 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Q14)——结论引用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结论引用,未重复其因果论证 七法过渡方案枢纽——示范法,非已施行法律 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繁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准备中,完成后将在此页提供链接。

  • 谁来维持地方政府、医院、学校与基本公共服务?

    谁来维持地方政府、医院、学校与基本公共服务?

    政权更替的时候,最先被问到的问题往往不是宪法,而是生活:明天医院还开门吗?学校还上课吗?水电、交通、养老金还发吗?一个转型方案如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得不到普通人的支持——无论它的宪政设计多么精美。 答案分三层:第一层,地方政府与公共机构的日常运转,主要依靠原有的公务员、医生、教师与技术人员,而不是新政府派来的接管者;第二层,过渡时期的财政与物资保障,需要中央过渡机构与地方自治组织的协调;第三层,基本服务的底线,必须用法律明文保护,不因政权更替而中断。 一、谁来维持:留用与监督并行 医院的医生、学校的教师、自来水厂的技术员、地方政府的办事员——这些人是公共服务的实际提供者。转型时期最务实的做法,是留用绝大多数专业人员,只撤换极少数涉嫌严重犯罪或系统性迫害的负责人。留用不是纵容:留用人员接受新的法律监督、财务审计与公众投诉机制;表现与去留挂钩,而不是身份与去留挂钩。清洗式的全面换人,只会让服务瘫痪。留用还需要配套的过渡安排:原有人员的工资、社保与人事档案,必须在交接期间无缝衔接;任何因政治原因拖欠工资、冻结档案的做法,都会直接打击留用人员的积极性,甚至把他们推向对立面。留用的本质是交易:新制度以法律保障与职业尊严换取专业人员的合作。 二、钱从哪里来:财政的连续性 公共服务需要持续的财政输入:工资、药品、教材、水电维护。政权更替常常伴随税收中断与财政混乱;过渡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财政支付链条不断:国库、地方财政、社保基金的账户与支付系统,必须在交接期间保持运转。必要时,可由过渡预算与国际人道援助填补缺口,但长期仍需恢复税收与财政纪律。财政连续性的细节,是地方自治与财政分配问题(Q32)的范围;财政连续性还要求区分三类支出:第一类是救命钱——医院药品、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一天也不能断;第二类是运转钱——公务员与教师工资、水电维护,可以有短暂的延迟,但必须有明确的补发时间表;第三类是发展钱——新建项目与扩张计划,可以暂停,等待新预算程序。分清轻重缓急,是过渡财政的第一课。本问只确立原则:服务不能等财政改革完成后再恢复,财政必须为服务先行让路。 三、谁来监督:地方自治与公众参与 服务维持不能只靠上级的命令,更要靠地方的自治与监督:地方议会、社区组织、家长委员会、患者组织、媒体,都应当有权过问本地医院、学校的运转状况。转型时期的地方自治,是防止新权力垄断公共服务的制衡:服务由谁提供、钱花到哪里、质量如何,都应当公开、可查、可问责。中华民国(台湾)的地方自治经验(见本系列 Q13 精省改革)可供参考,但大陆的地方规模与复杂程度,要求自治制度因地制宜。公众参与还需要信息公开作支撑:医院的药品采购、学校的经费使用、地方政府的预算执行,都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没有信息,监督就是空话;没有监督,留用就可能变成旧利益格局的延续。公开本身,就是转型时期最廉价、最有效的反腐措施。 四、底线:服务不中断的法律保障 过渡时期的宪法性文件或过渡法,应当明文规定:基本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供水、供电、交通、治安、社保支付)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中断;任何政治力量不得以切断服务作为斗争手段。这一条看似技术性,实则是转型正当性的基石:一个连医院和学校都维持不了的转型,无法说服人民相信新制度比旧制度更好。服务维持得越好,转型获得的支持就越多;这是转型政治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逻辑。法律保障还需要执行机制:规定服务不得中断的条文,必须配上违反者的责任——谁下令切断供水、停发养老金,谁就承担法律责任。没有责任条款的底线,只是纸上的口号。转型正义的起点,恰恰可以从这些具体的、可验证的服务责任开始。 五、人员过渡的具体机制:甄别、培训与申诉 留用的原则确定之后,需要具体的机制来执行。第一,甄别:对留用人员进行职务审查,重点是是否涉嫌严重犯罪或系统性迫害,而不是政治立场或出身;甄别标准公开,甄别过程留有记录(责任区分的原则见本系列 Q27,本问只谈执行机制)。第二,培训:留用人员需要学习新制度的法律与程序——如何依法办事、如何接受公众监督、如何处理投诉;培训不是思想改造,而是职业再教育,内容应当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与工作规程。第三,申诉:被撤换或降职的人员,有权要求复核、有权申诉,复核机构应当独立于作出原决定的机关。没有申诉渠道的甄别,很容易从职务审查滑向派系清洗;有了申诉渠道,甄别才具有可信度。 机制的设计,还要考虑时间压力:转型初期不可能对几百万留用人员逐一完成深度审查;务实的做法,是分层处理——先甄别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再逐步覆盖一般人员;先处理有具体投诉的个案,再处理无投诉的常规留用。分层不是拖延,而是承认行政能力的现实边界:审查的质量,取决于审查者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证据;匆忙的全面审查,只会制造大量的误判与申诉,反而拖慢服务的恢复。人员过渡的快慢,应当服从服务恢复的需要,而不是政治表态的需要。 六、农村与边远地区的服务底线 公共服务的底线,在农村与边远地区最容易失守。城市的医院、学校与交通网络即使在动荡中也能部分运转,农村的诊所、乡村教师与县乡道路却可能因为财政中断、人员流失而彻底停摆;转型初期的恢复工作若以城市为先,农村就可能被遗忘数年。服务底线的原则,因此必须包含地域维度:过渡预算应当为农村与边远地区设立最低保障线——诊所的药品、学校的教师工资、县乡道路的基本维护,不得因为财政紧张而首先被砍;县一级政府在服务维持中的责任,应当在过渡法律中明文写出,而不是留待以后的财政改革去解决。 农村服务的维持,还需要适合农村的组织形式:流动医疗队、巡回教师、县乡之间的物资调剂网络,这些低成本、高覆盖的办法,往往比在农村复制城市的机构更有效。地方自治在农村的意义也更为直接:村民对本地诊所与学校的运转状况最了解,也最有动力监督;让村民组织参与服务的监督与反馈,是防止农村被遗忘的最廉价的办法。转型的正当性,最终要由最偏远地区的居民是否感受到变化来检验:一个只让城市恢复正常的转型,还没有完成它对全体人民的承诺。 继续阅读 四十问索引 台湾精省改革给未来大陆地方治理什么启示?(Q13) 为什么重建宪政秩序不能仅靠台湾现有政府?(Q17) 中央政府与省、县政府应如何分配财政权?(Q32) 地方自治与日常生活(导读 I05) 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导读 I06) 参考资料 四十问索引 本系列导读文章(I01–I06)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结论引用,未重复其因果论证 七法过渡方案枢纽——示范法,非已施行法律 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繁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准备中,完成后将在此页提供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