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nalysis & Commentary

FCM analysis, commentary, explainer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evelopments affecting democracy,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 Why Did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ROC (Taiwan) Not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System?

    Many people worry that a political transition must be accompanied by chaos: government shutdown, public services halted, hospitals and schools closed, and the military out of control. But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aiwan)) provides…

  • Why Was Yuan Shikai Able to Undermine the Republican System of the Early Republic?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12, but by the time Yuan Shikai died in 1916, the republican system of the early Republic already existed in name only: political parties had been dissolved, the National Assembly had…

  • Why Did Sun Yat-sen Advocate a Republic Rather Than Establishing a New Dynasty?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verthrew the Qing dynasty, China once faced another possibility: that a revolutionary leader might establish a new dynasty, or that the monarchy might be retained and a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troduced. Some people at the…

  • What Is the Tru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1 January 1912, Sun Yat-sen was sworn in at Nanjing as Provisional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at day onwar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monarchical imperial rule in China were formally ended in…

  • 如何防止地方军阀化和新的权力垄断?

    旧政权崩溃之后,最常见的结局不是民主,而是碎片化:各地实力派各自为政,新的强人以“维持秩序”为名建立新的垄断。本系列第七问与第八问的教训早就说明了这一点: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失败,省宪运动夭折,共同的原因是没有全国宪政框架的地方自治,迟早会变成割据的借口。 防止军阀化与新垄断,必须同时堵住三条路:军事上不让任何人拥有私人武装,财政上不让任何地方截留全国性税收,政治上不让任何职位变成终身制。三条路堵住一条,另外两条迟早会被绕过去。 一、军事上:不许有私人武装 第一条防线是军队国家化(见本系列第二十四问的结论,本问引用而不展开):一切武装力量统一归属国家指挥,禁止地方拥有独立武装,地方武装与民兵必须收编或解散,武器逐项登记。地方安全由受法律约束的警察负责(见第二十二问的分工结论),警察向法律负责,不向地方实力派负责。 历史的教训在这里最为直接:省宪运动时期,各省的实力派都欢迎“自治”,却没人真心想要“联省”——省宪成了军阀合法化的工具。没有国家统一指挥的武装,地方自治就只剩下一盘散沙的“省自治”,而散沙最容易被最有枪的人重新捏成一块。 二、财政上:分权必须配审计与公开 第二条防线在财政。地方财政自主是必要的,但自主必须配上审计与公开:地方预算公开、转移支付规则法定化、全国性税收不得由地方截留、地方债务全额公开。没有审计的分权,不是自治,而是给地方诸侯发执照。 中央与地方如何分配财政权,是本系列第三十二问的主题,本问前向引用而不展开。但可以先定下原则:分权的规则应当由宪法与法律确定,而不是由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讨价还价得来的分权,实力强的地方拿得多,实力弱的地方拿得少,最终仍然是强者通吃。 三、政治上:选举、任期与自由是护栏 第三条防线在政治:地方首长与议会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任期限制;媒体自由让地方的滥权行为见光;司法独立让受到侵害的人有地方申诉;政党竞争与公民组织让任何垄断者都面对挑战者。这四样东西缺了任何一样,地方选举都会变成走过场。 还需要记住本系列第十六问的前提:民主制度不会在旧政权崩溃后自动出现——它需要被有意地建立起来。同样,本系列第十七问提出的问题也适用:重建不能仅靠中华民国(台湾)现有政府的移植,大陆自身的制度——选举、议会、法院、媒体——必须就地生长。移植的制度没有根,风一吹就倒。制度建设的速度可以因地制宜,但方向不能含糊:每一次地方选举、每一次预算公开,都是在为全国性的宪政秩序打地基。 四、全国框架与地方自治的平衡 三条防线之上,还需要一个全国框架。地方自治需要全国宪政框架的保护: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均权设计(见本系列第九问的结论)试图回答的正是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又不分裂——中央管全国性事务,地方管地方性事务,争议走宪法与司法程序,而不是走武力。 平衡的两面都要守住:一面是中央不得以“统一”为名取消地方自治——取消自治的地方,居民对新秩序的认同会迅速流失;另一面是地方不得以“自治”为名拒绝全国性的基本权利保障——一个可以随意剥夺居民权利的地方,算不上自治,只能算小号的专制。七法示范文本中与地方自治、权力制衡相关的制度选项(拟议中的示范法,不是现行法律)可以作为讨论起点;最终的规则,要由未来宪政秩序下的立法程序来确认。 中央与地方发生争议时,应当走宪法与司法程序解决:由独立的宪法审查机构裁决权限归属,双方都接受裁决结果。任何一方以武力或单方面行动解决争议,都是对宪政框架本身的破坏——今天用武力解决争议的一方,明天就会成为新的垄断者。争议解决程序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双方最有力的约束。 继续阅读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第十六问:如果中共政权崩溃,为什么民主制度不会自动出现?(本系列后续问题) 第十七问:为什么重建宪政秩序不能仅靠台湾现有政府?(本系列后续问题) 如何处理军队国家化与军人个人权利?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为什么失败? 中国为什么错过了省宪与联邦主义的历史机会?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如何划分中央、省与县的权力?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导读第五篇《地方自治与日常生活》——地方自治概念,本问引用 七法示范文本(拟议中的示范法,非现行法律)——制度选项,本问引用 其他语言版本: 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

  • 如何处理军队国家化与军人个人权利?

    军队是政权更替中最敏感的组织:它掌握着武力,又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军队国家化的核心只有一句话——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任何政党、个人或地域。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早已确立这一原则;问题从来不是原则有没有写下来,而是如何让一支长期为政党服务的军队真正完成转轨。 转轨必须同时回答两个问题:军队的指挥权归谁,以及军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如何保障。只回答第一个问题,军人会成为新秩序的人质;只回答第二个问题,军队会成为不受约束的武装集团。两个问题缺一不可。 一、军队国家化是什么意思 军队国家化首先是指挥权的归属: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属于宪政秩序下的国家机构,指挥链条按法律运行,不接受任何政党的指令。军人不得效忠政党,不得以政党身份干预人事与指挥;军队不得介入日常治安与政治——日常治安属于警察,这是本系列第二十二问的分工结论,本问引用而不展开。 其次是预算与监督:军费预算应当公开,并接受民意机关的审查。秘密军费是不受监督的权力的温床;一支花着纳税人的钱却不对纳税人交代的军队,不可能真正属于国家。公开不等于公开作战细节,而是公开总额、用途大类与审计结果。 二、军人首先是公民 军人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军人。服役可以依法限制某些权利的行使——例如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党职务、不得参与竞选活动——但这种限制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并且合乎比例;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就是不应当存在的限制。任何限制都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军人对限制决定不服的,可以向独立的军事司法或普通司法机构申诉。 退役军人的就业、医疗与养老保障,必须在转轨方案中优先安排。一个让退役军人衣食无着的转轨方案,是在亲手制造不满的武装群体。同样重要的是禁止以政治身份清算普通军人:追究的是个人的严重违法行为(见第十四问关于转型正义的立场),而不是军籍本身。军人脱下军装之后,应当与普通公民一样受到法律保护。 三、转轨的具体步骤 转轨需要一个法定的交接程序:最高指挥权如何移交、由谁签署命令、原有指挥体系在交接期内如何运转,都应当事先写清楚、公开宣布。交接程序含糊不清的每一天,都是误判与冲突的风险期。 与此同时要做四件实事:军官团留任并接受宪政与专业培训;武器库与军事资产逐项清点登记;地方武装与民兵收编或解散,不得保留不受国家指挥的武装(这是本系列第二十五问防止地方军阀化的军事前提,本问引用而不展开);禁止军队经商——军队一旦有了自己的财源,就不再需要国家的预算,也就不再真正属于国家。 四、防止军队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转轨完成之后,还需要防止军队反过来成为新的权力中心。文官统制是最基本的护栏:国防首长由文官担任,军人不得兼任行政首长;军事司法应当独立于指挥体系,军人违法同样要接受独立审判,而不是由上级“内部处理”。 最后是持续的监督:媒体与公民社会对军费与军事政策的监督、民意机关的定期质询、退役军人组织的合法发声渠道。宪政重建需要工程师、医生、教师和公务员(见本系列第三十七问)——同样需要一支专业、自律、受监督的军队:军队保卫国家安全,文官体系决定国家方向,两者各归其位,才是国家化的完成形态。 军官与普通士兵应当区别对待:高级军官对指挥决策负有更大的责任,普通士兵与义务兵更多是执行命令的公民。对前者要严格审查指挥责任,对后者则以保障权利与妥善安置为主。把两者混为一谈,既不公正,也会把本可以平稳过渡的多数人推向对立面。军官的专业培训应当包括宪政原则与军人权利的内容,让服从命令与遵守法律在军人心中不再冲突。 继续阅读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第十四问: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 第三十七问:为什么宪政重建需要工程师、医生、教师和公务员? 谁来维持公共安全,同时防止新的政治迫害? 如何防止地方军阀化和新的权力垄断?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的军队国家化原则 第十四问《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区分个人责任、不搞集体报复之结论,本问引用 第三十七问《为什么宪政重建需要工程师、医生、教师和公务员?》——文官体系重要性之结论,本问引用 导读第二篇《宪法到底有什么用》——宪法约束权力之结论,本问引用 阅读本文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

  • 如何保护银行存款、养老金和基本财政支付?

    对普通人而言,政权更替最直接的恐惧往往不是抽象的制度,而是存折里的钱还在不在,下个月的养老金发不发,学校和医院的经费断不断。金融恐慌一旦发生,挤兑与资本外逃可以在几天之内掏空一个体系——而恐慌常常源于谣言与不确定,而非真实的资不抵债。 因此,保护存款、养老金与基本财政支付,不是转型完成之后的“善后工作”,而是过渡期第一周就必须兑现的承诺。承诺能不能兑现,取决于三件事:银行照常开门,养老金与工资照常发放,国库的钱有清单、有监督。 一、存款保护:先稳住信心,再谈改革 第一步是公开承诺并立即执行:居民银行存款受到保护,过渡期的存款保护安排继续有效,未来宪政秩序下的存款保险机制承接这一承诺。承诺必须具体——由谁承保、覆盖哪些账户、出现问题向谁申诉——含糊的“国家不会不管”安抚不了任何人,反而会助长谣言。 第二步是让银行照常营业。网点、清算系统、跨行支付在过渡期不得中断;银行高管不得携款外逃,对大额异常转移实行临时申报与核查。需要划清界线的是:管制针对的是资产外逃行为,而不是冻结普通居民的正常取款——冻结正常取款恰恰会制造它本想防止的挤兑。 二、养老金与工资:一张优先支付清单 养老金发放名册与账户应当就地封存、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养老金不是政府的恩惠,而是居民已经缴纳的权益;任何过渡安排如果动用养老金去填补其他窟窿,都会立刻失去最广泛的信任。同样优先的还有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与医护人员工资——本系列第二十一问已经说明,工资按时发放是行政连续性最直接的信号,本问引用这一结论。 支付清单的执行需要双人复核与公开记录:每一笔大额支付由两人以上核准并留痕,地方财政的支付进度定期公开。公开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挤兑的谣言没有立足之地:当居民能看到钱确实在按时发放时,恐慌就失去了燃料。拖欠一旦发生,补发顺序与处理方式也应当事先公布,避免个案谈判造成新的不公。 三、财政连续性:国库的钱必须有清单 中央国库与地方金库应当在交接时当面盘点:现金、账户、债权债务、未结合同,一项一项列入交接清单并签字确认。过渡期禁止突击花钱、突击处置资产、突击签订长期合同——这些行为无论以什么名义出现,都是对未来纳税人的侵占。 预算公开与独立审计应当从过渡期第一天就开始:本期预算花到哪里、还剩多少、下一期从哪里来,都应当有可以核查的记录。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见导读第六篇的判断标准),财政上是否经得起核查是最硬的指标之一:说得出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的方案,才值得信任。 四、长期制度:从应急承诺走向可信规则 应急承诺只能争取时间,长期信任需要制度:独立的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存款保险的立法安排、财政分权的规则化。中央与地方如何分配财政权,是本系列第三十二问的主题,本问前向引用而不展开——但可以先定下原则:分权必须配审计与公开,否则分权就会变成地方截留的借口。 七法示范文本中与财产保护、财政公开相关的制度选项(拟议中的示范法,不是现行法律)可以作为讨论起点,但不能直接当作已经生效的法律来引用。居民对财政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最终要由未来宪政秩序下的立法来确认——而过渡期的公开记录,正是为那部立法准备的证据。 居民的知情权应当有具体的落实机制:财政账户的收支定期公开,养老金发放进度可以查询,遇到克扣或拖欠有明确的投诉渠道。公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核对自己的钱是否到账——当所有人都能核对时,挪用就很难藏身。过渡期的财政公开还可以邀请独立的审计与公民团体参与复核,复核结果同样公开,形成多重监督。 继续阅读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导读第六篇: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 第十八问:谁来维持地方政府、医院、学校与基本公共服务?(本系列后续问题) 第三十二问:中央政府与省、县政府应如何分配财政权?(本系列后续问题) 政权更替之后,如何避免行政体系瘫痪?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导读第六篇《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制度制约与可核查标准,本问引用 七法示范文本(拟议中的示范法,非现行法律)——存款保险等制度选项,本问引用 阅读本文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

  • 谁来维持公共安全,同时防止新的政治迫害?

    政权更替之后,公共安全会进入一个最脆弱的窗口:旧的安全机构失去了政治主人,新机构尚未建立,街头既可能失序,也可能出现以“清算”为名的报复。这个窗口里最容易发生的悲剧,不是旧政权复辟,而是新政权以维持秩序为名,重复它刚刚推翻的那种迫害。 因此,公共安全的问题必须拆成两个问题一起回答:谁来维持秩序,以及用什么制度保证维持秩序的人不变成新的迫害者。第一个问题没有第二个问题的约束,答案迟早会变质;第二个问题没有第一个问题的执行,也只是一纸空文。 一、警察去政治化:向法律负责,不向政党负责 维持日常治安的主体应当是地方警察,就地履职、按法律执法。去政治化的第一条规则是:警察的执法标准只能是行为是否违法,不能是政治立场、出身或言论。把政治身份作为执法标准,本身就是政治迫害——无论执行者打着什么旗号。 人事甄别同样要守这条界线:追究的是个人的严重违法行为,而不是政治身份或工作单位。普通警察只要依法履职,就应当留任;有违法行为的人走法定程序处理,结论可以申诉。本系列第十四问关于转型正义的基本立场正是区分个人责任、不搞集体报复,本问引用这一结论,而不重复其完整论证。 二、防止报复的制度护栏 报复最容易以三种面目出现:私刑、群众专政和借执法之名行清算之实。对付这三种面目,需要事先立好的护栏: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以“人民的名义”实施拘禁、抄家或人身伤害;羁押、搜查、冻结财产必须有法律依据,并接受独立司法的复核;设立独立于执行机构的投诉与调查渠道,让受害者有地方申诉。 过渡期的赦免与特赦尤其需要法定程序。谁可以被赦免、赦免什么罪行、由谁决定,都必须由法律规定并公开说明,不能由街头呼声或个别领导人临时决定。程序上的克制,正是新秩序与旧秩序最容易分辨的地方。 三、谁来执行:分工必须事先说清楚 执行主体的分工应当在过渡期开始前就写清楚:地方警察负责日常治安;军队不得介入日常治安与政治——这是本系列第二十四问关于军队国家化的结论,本问引用而不展开;社区组织与公民团体可以协助通报信息、照顾受害者,但不拥有执法权;独立的记录与观察工作可以作为辅助监督,但不能代替司法。 分工不清的代价,历史已经反复展示:当谁都可以“维持秩序”时,实际上就是谁都可以迫害。执法的垄断必须掌握在受法律约束的机构手里,而约束执法的权力必须掌握在执法机构之外。 四、安全与自由的平衡:紧急状态尤其需要缰绳 过渡期难免有人主张采取紧急措施。紧急状态如果不可避免,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有明确的期限、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有独立的监督与事后审查。没有期限的紧急状态,就是常态化的权力滥用——本系列第三十问讨论的正是新政府如何不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本问前向引用而不展开。 最后一条护栏是言论与集会自由。在过渡期,批评新秩序的声音尤其需要保护,因为压制异议正是新迫害最常见的起点。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见导读第六篇的判断标准),就看它对批评者是否同样讲法律:对赞成者讲法律不难,对反对者也讲法律,才是法治。 过渡期的记录工作同样重要:对发生的侵害事件应当及时、客观地记录并保存证据,既为日后的司法程序保留依据,也防止事后出现无法核对的指控。记录不是报复的清单,而是法治的起点——没有记录的正义容易变成传言,有记录的正义才经得起法庭的检验。记录工作应当由独立于执行机构的人员承担,并接受司法监督;任何人不得以记录为名进行骚扰或威胁。公开透明的记录还能约束执行者自身: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记录的人,更可能依法行事。 继续阅读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第十四问: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 导读第二篇:宪法到底有什么用 导读第六篇: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 第二十八问:为什么不能以集体报复代替法治?(本系列后续问题) 第三十问:如何防止新政府复制旧政权的紧急权力滥用?(本系列后续问题) 如何处理军队国家化与军人个人权利?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第十四问《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区分个人责任、不搞集体报复之结论,本问引用 导读第二篇《宪法到底有什么用》——法律约束权力之结论,本问引用 导读第六篇《怎样判断一个转型方案是否靠谱》——制度制约标准,本问引用 七法示范文本(拟议中的示范法,非现行法律)——制度选项,本问引用 阅读本文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

  • 政权更替之后,如何避免行政体系瘫痪?

    政权更替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旧政权倒台的那一天,而是第二天清晨:办公室要不要开门,工资发不发得出来,医院接不接诊,水电能不能供应——行政体系一旦停摆,普通人立刻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制度,而是领不到养老金、办不了证件、看不了病的生活断裂。 避免瘫痪的关键,是把“政权”和“行政体系”分开。换的是执政者,不是整个公务员队伍。本系列第十二问的结论已经说明: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没有导致国家行政体系崩溃,行政机器可以在政权更替中持续运转。大陆的转型同样需要这条界线:首长可以换,机构不能停,档案不能丢,工资不能断。 一、政权换手,行政不换班 首先要确立一条规则:政务官随政权更替而去留,事务官则按法律留任。部长、省长一级的政治任命可以随新秩序重新任命,但经办户籍、税收、社保、医疗、教育的事务官员,应当就地留任、继续履职。否则每一次政权更替都会变成一次全系统的人事地震,而地震的代价由全体居民承担。 与此相连的是“看守安排”:在新旧交替的窗口期,由法定程序指定的看守负责人维持机构运转,权限只限于日常行政与紧急处置,不得借机做出长期人事任免或重大资产处置。看守不是新政权,也不是旧政权的延续,而是一座桥——桥的作用是让人通过,不是让人住在上面。 二、留任、甄别与工资:三件事的顺序不能错 事务官留任之后,第二件事是甄别,但甄别的范围必须收窄:只针对严重违法行为追究个人责任,不搞普遍清洗。把普通公务员一概视为旧政权的同谋,既不公正,也会直接制造瘫痪——因为没有人敢签字、敢办事,整个体系就会自我冻结。甄别要走法定程序,结论要可以申诉,这是本系列第十四问关于转型正义的基本立场,本问引用而不展开。 第三件事是工资,而且要排在最前面。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医护人员工资按时发放,是行政连续性最直接的信号。一个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过渡安排,无论口号多么动听,都无法让公务员相信新秩序值得效忠。工资发放名册、账户与拨款渠道,应当在交接清单中列为第一项。 三、一张“不可停摆清单” 过渡期应当事先列出一张不可停摆清单:户籍与证件办理、医疗急救与公共卫生、供水供电、交通运行、学校开学、垃圾清运、治安报警。这些事项由地方政府就地负责,中央只做协调与拨款,不搞全面接管。本系列第十八问将专门讨论地方政府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维持;本问先确立其前提:服务不停,是因为责任在地方,而不在等待中央的新班子。 清单还要配上交接程序:档案、印章、账户、合同、未结案件的目录,必须在新旧负责人之间当面清点、签字确认。没有清单的交接等于没有交接——日后每一笔糊涂账都会变成相互指责的政治弹药。 四、瘫痪的真正危险:权力真空 行政瘫痪最危险的后果不是不方便,而是权力真空。真空不会长久空着:各地实力派会以“维持秩序”为名自行其是,新的强人会以“恢复效率”为名集中权力——这正是本系列第二十五问要防止的地方军阀化与权力垄断。防止瘫痪,归根到底也是防止新垄断的第一道防线。 因此,过渡期的行政安排还需要两样东西:一是信息公开,让居民知道哪些服务正常、哪些在恢复、向谁投诉;二是公民监督与申诉渠道,让受到不公对待的人有地方讲理。宪法与法律的连续性(见导读第二篇关于宪法之用的讨论)是这一切的底座:新秩序不是无法无天,而是换一部更好的规则继续运转。 行政连续性最终会转化为政治信任:当居民看到证件照常办理、工资照常发放、投诉有人回应,他们才会相信新秩序不是又一次改朝换代,而是值得遵守的规则。信任不是宣传出来的,是每天准时开门的办公室积累出来的。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过渡期的其他改革才有推行的社会基础;反之,行政一停摆,再好的宪法文本也会被当成空话。 继续阅读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第十二问:为什么台湾的民主转型没有导致国家行政体系崩溃? 第十四问: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 导读第二篇:宪法到底有什么用 第十七问:为什么重建宪政秩序不能仅靠台湾现有政府?(本系列后续问题) 第十八问:谁来维持地方政府、医院、学校与基本公共服务?(本系列后续问题) 如何防止地方军阀化和新的权力垄断?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第十二问《为什么台湾的民主转型没有导致国家行政体系崩溃?》——行政体系持续运转之结论,本问引用 第十四问《台湾的转型正义有哪些经验与局限?》——区分个人责任之立场,本问引用 导读第二篇《宪法到底有什么用》——法律连续性之结论,本问引用 导读第五篇《地方自治与日常生活》——地方自治概念,本问引用 阅读本文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

  • 中华民国为什么有宪法,却长期未能实现正常宪政?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1912年《临时约法》到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中国人在纸面上从来不缺宪法。但从1912年到1987年,真正生活在宪政之下——政府权力受宪法约束、人民权利受宪法保障——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几年。为什么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答案是:宪法是文本,宪政是实践。一部宪法要活起来,需要一整套配套条件:和平的环境、独立的法院、不效忠个人的军队、敢说话的媒体、能输得起的政党。中华民国的大部分历史里,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宪法在,宪政不在,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核心悖论。 一、宪法易得,宪政难求 宪政至少需要五个条件同时成立。第一,权力制衡实际运行:立法、行政、司法真的互相牵制,而不是橡皮图章。第二,司法独立:法院敢判政府违法。第三,军队国家化:枪杆子听宪法的,不听个人的。第四,言论与结社自由:人民能批评政府、能组织政党。第五,和平的政治环境:没有内战,选举才有意义。 对照这五个条件看民国史,几乎每一条都不及格。1912到1928年是军阀混战,枪杆子说了算,约法只是各派拿来互相攻讦的工具;1928到1947年是训政时期,一党专政公开写进约法,宪政被宣布“延期”;1947年行宪,内战已经打响;1949年之后,宪法又在戒严体制下被冻结。文本一直在,条件一直不齐——这就是“有宪法、无宪政”的完整公式。 二、大陆时期:宪法生不逢时 先看大陆的三十多年。1912年《临时约法》颁布不到两年,袁世凯就解散国会、废除约法(见本系列第四问)。1928年北伐完成形式统一,国民党宣布进入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宪政被推迟到“条件成熟”之后——这个“之后”一等就是十九年。 1947年宪法施行的时机更是悲剧性的:制宪时国共已经开战,宪法施行的第二年(1948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就冻结了宪法的许多规定。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宪法》在它名义上适用于全中国的短短两年里,从来没有一天是正常施行的。大陆时期的宪法史,就是一部“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 三、迁台之后:从冻结到落实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宪法进入了更长的冻结期。在动员戡乱体制与戒严(1949–1987)之下,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国会代表数十年不改选,宪法保障的人民权利被戒严令架空。这三十八年里,宪法是国家的招牌,但不是国家运行的规则。 转机出现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1987年解除戒严,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宪法增修条文让宪法适应了新的政治现实。从1990年代中期起,中华民国(台湾)才第一次真正生活在自己宪法的约束之下——政党轮替、司法审查、言论自由,一一成为现实。这段历程也印证了本系列导论I04的判断:可以借鉴的是原则,具体的程序必须结合实际重新设计。从1912年算起,这一天等了八十多年。 四、有宪法无宪政的教训 这段历史给未来留下三个教训。第一,立宪只是第一步,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步;难的是创造让宪法活起来的条件。写宪法的人可以一夜完稿,让宪法活起来的社会条件却需要几代人去建设。任何转型方案如果只写出一部漂亮的宪法,却不回答“军队听谁的”“法院敢不敢判”“输了选举行不行”这些问题,那部宪法就只是一纸空文。 第二,宪政重建必须与配套制度同步推进: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地方自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缺一不可。本系列第二十问(为什么普通公民也需要学习宪法、地方自治与公共责任)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宪政不是恩赐,是需要一代人去学习、去实践、去捍卫的生活方式。 第三,1947年宪法的文本并没有作废。它在中华民国(台湾)延续施行至今,证明这套条文是可以运行的——只要条件具备。对于未来的大陆宪政重建来说,这部宪法既是一份现成的制度蓝图,也是一个待完成的承诺:让宪法从纸上走下来,变成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规则。 继续阅读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第一问: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 第二十问:为什么普通公民也需要学习宪法、地方自治与公共责任? 转型期制度安排研究 中国为什么错过了省宪与联邦主义的历史机会?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四十问》索引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为何反复陷入改朝换代的政治循环?》——“改朝换代循环”之结论,本问引用 第二十问《为什么普通公民也需要学习宪法、地方自治与公共责任?》——公民宪政素养之结论,本问引用 转型期制度安排研究——转型期制度安排之结论,本问引用 公开史料:训政时期1928–1947年;台湾地区戒严1949–1987年;1987年解除戒严;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 其他语言版本: 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